December 16, 2005
-
〈與詩的距離 〉梵谷
艾略特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指：「當一個詩人對他的同胞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其實是伴隨那些影響他的異國詩人底聲音一齊迴盪。」我認為這差不多可以總結了整個劇的故事核心價值(中英劇團、《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一個平凡的郵差結識了聶魯達，他在詩人身上學習到詩，還學以致用地向心儀的對象求愛；世俗的郵差亦被詩人所感染。香港的觀眾則透過舞台，認識到聶魯達這位智利詩人。我們透過既是舞台語言的翻譯也是中文語言的翻譯，捕捉到小說原作者寫這個作品的目的；他描繪詩的高尚追求，可以如聶魯達般體現對整個國家民族進步的關懷，可以只是如郵差一樣運用蹩腳的浮誇來追逐愛情。而這一切背後，不過是詩人和詩本身的象徵：就是最貼心的熱情和對待自身生命那不可朽折的真誠和信仰。
(…) 在《事》劇中，聶魯達獲頒諾獎時發表的得獎感言，演員的神情和身體姿態處處顯示出他意的是如何去進行一次演講，即如何去吸引觀眾。我實在懷疑，聶魯達會在頒獎禮上對一班見慣大場面的人「表演」自己嗎？一個文學家根本不會考慮用語言以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我絕不認同演員在台上那種刻意表現自己獲獎感受的「功架」。演員在表現那文學人身份時，根本捉摸不到一個深層的「想像」；而「想像」，正正是詩和文學必須擁有的根本。
在《事》劇的詩人上，我完全見不到一種詩人或文化人的氣質。這既是演員的問題，也是導演失察的地方：想像不出一個詩人/文人的形象，錯失對詩的捕捉和表達。這些缺陷，是否亦可以當作一種對現實的「比喻」？也就是說，我們舞台的文化和修養根本未及捉摸到詩、文學，甚至是一種關於文字╱語言的認識？而在翻譯一個關乎文學心性的作品裏，特別是面對原作者那種把詩聯繫起整個民族的企圖，《事》劇的表現更顯示出，原來在我們的文化裏，世俗和文學的距離仍然是很遠、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