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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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六月的血腥鎮壓剝去了共產政權的一切道德外衣，從此只能依靠經濟增長來自我合法化。鄧小平明白，意識形態的崩潰已無可挽回，他於是利用其權威和影響力強迫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保持沉默。「不管姓社姓資」是他南巡講話的中心內容。成千上萬內地人紛紛背井離鄉，跳槽下海，圓創富夢。中國經濟改革第二次浪潮捲地而來，將中國社會的物質與精神領域一分為二。在這個時代，沒有政治藍圖也沒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知識分子被排除出決策之外。
經商熱從一開始便有兩個特點。一方面，意味著正統派(共產主義教條分子)開倒車的企圖的終結，意味著曾經被政權控制的社會最主要部門的解放以及就業領域巨大空間的開放；另一方面，經商熱也伴隨著深層次的對傳統倫理和對知識分子的衝擊。八十年代的知識階層，自信身處社會中心，一旦被政權鎮壓，突然發現自己處於社會底層，窮困潦倒。一九九二年，一個助理研究員的月薪是一百四十元，而長安街上的廁所管理員的月入是二百元。
這種前所未有的形勢讓知識分子面臨前所未有的兩難困境。知識分子曾為解構控制社會各個層面的共產極權的意識形態的集體抗爭促進了市場時代的到來；他們曾與黨內改革派並肩戰鬥，呼籲國家從經濟領域中撤出。但是，今天他們發現，他們本來也屬於這個意識形態國家的一部分。當國家從經濟層面後撤之時，同時也意味著他們自己被部分地排除在外。換言之，知識分子不僅是政治鎮壓的受害者，同時也是極權主義敗退時扔下的第一批孤兒。
極權體制提供的「舒適」結束了。在這一體制中，知識分子是國家職員，從生存角度，他們完全依附於既存體制。儘管他們被閹割了思想的能力，但在系統中仍然佔據著一個得天獨厚的位置。是的，政權從未真正信任過他們，恰恰相反，在整個當代中國的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鎮壓一直是極權政權的基本方略。但是，知識分子仍然被社會大眾視作民族的精英，進入政權之中，通過政治梯階向上爬或者在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夢想仍然盤桓於他們每個人的內心。現在，再無可能充當向現代文化愚昧主義進行抗爭的文人英雄了：兔死狗烹，共產主義理論大廈的陷落，使得大廈的拆解者失去了立足之地。知識階層一方面不得不面對這種雙重否定，同時還不得不面對一次次難以容忍的召喚，要求他們放棄「士」的歷史角色去從事商業活動，充當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一直被蔑視的角色！
有人將九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稱作「文化難民」，以代替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他們站在一個深淵前面：政治鎮壓剪除了公共空間，意識形態的陷落使他們失去了抗爭目標，而市場的崛起則威脅著他們的生存。從此，他們必須擔當他們從未擔當的：意義的虛無與地平線的消失。「六四」過後的中國，同知識階層的失落形影相弔的是一個犬儒主義的政權和一個缺乏價值準則的市場。
陳彥 〈虛與實〉
中國之覺醒．五之二 2006-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