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4, 2008

• 五四

  下引劉再復教授談五四運動的一篇文章。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國內，現在還談五四的人很少了，但是近代的中國人受五四的影響其實非常深。最近大陸開始重新關注中國經典，媒體上開始有諸如講論語品三國等的說談，政府甚至以孔子為名於國外成立類似歌德學院的文化機構、建構中國文化軟勢力。五四之於中國正如文藝復興之於西方，再思五四、回首檢視五四的行事得失，是身處現代中國的我們，建立正確閱讀中國古典世界的重要參考坐標。記得董建華任特首時，意欲在殖民時代完結後的香港，重塑中華文化正統，其中一個環節是紀念五四。不知是捉刀人真箇無知還是借故捉弄，董竟然於紀念五四運動的致詞上，著席上的學生重拾儒家精神，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認清誤區、辨別現時身處的文化位置，是和已斷絕良久的古典中國重新建立關聯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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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再復  〈五四新文化運動批評提綱〉
  信報    2008.4.24
  
  
  編者按：明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過去，我們談到五四，幾乎是全面地肯定。然而，自從神州大陸一洗百年頹象後，國人開始察覺自己在西體西學中迷失者日多，於是，要求重新檢討五四運動得失的呼聲漸高。

  還有十天便是五四，邀約得對此問題多方思考的劉再復教授，整理並發表他最近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課程講座上的講稿，提出他的看法，歡迎讀者電郵cultnralpage@hkej.com回應。

  
  一、

  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經歷了三大思想意識的覺醒，即「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人─個體」意識的覺醒，以及「階級」意識的覺醒。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人─個體」意識的覺醒。作為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其主將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和其他一些思想者及作家，大聲吶喊，想要喚醒在鐵屋中沉睡的中國人的兩個要點：第一，人是人，人不是奴隸，更不是牛馬；這是人道主義的呼喚。第二，人是個體存在物，不是國群的附屬物，也不是家族的附屬物；這是個人主義的呼喚。二者強調的重心不同，所以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才說他的思想經常在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搖擺。

  肯定個人 突出個人

  人道主義關心的是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個人主義關心的是個體獨立、生命自由的問題。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放在從鴉片戰爭直至今天的將近一百七十年近現代歷史上看，甚至進而放在中國數千年的大歷史背景上看，那麼，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特點，是肯定個人，突出個人。因此，運動的旗幟是易卜生，是尼采，而不是托爾斯泰，不是馬克思。在運動中，各種思潮並置，既有人文主義思潮，也有民粹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但都肯定個人，突出個人，都排斥抨擊「國家」、「民族」、「家族」等神聖的價值單位，所以才出現陳獨秀的國家「偶像破壞論」等文章。

  「五四」其歷史槓桿的作用，是把梁啟超、嚴復等近代思想家的以「國」、「群」為目的為核心的價值觀，拉向以個體生命即以「己」、「我」為目的為核心的價值觀。當時胡適介紹易卜生的劇本《國民公敵》（劇中主人公為斯鐸曼醫生），其主旨正是說，個體獨立的思想是最為重要的，為了堅持個人的尊嚴和個人發現的真理，可以不惜成為「國民」（群、族）的公敵（參見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發表於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五四這一價值核心與思想前提的轉變，是劃時代的轉變。有了這一轉變，中國知識分子才醒悟到一個最根本的生命真理：個人不是工具王國的成員（即不是群、族、國的工具），而是目的王國的成員（即人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個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屬天經地義。

  強調人（人道主義）與強調個體（個人主義），其價值內涵是不同的。這一點使五四的新文化先驅者常常陷入困境。例如，他們宣揚尼采，但尼采本身是個極端的貴族主義者，極端蔑視「下等人」─即五四文化改革者最關心的大眾，這就與人道主義完全背道而馳；可是，尼采的反奴才思想又有利於個體靈魂站立起來，於是，五四思想者在談論尼采時，本身就陷入矛盾。今天，在五四運動後近一百年，可以非常明確地說，人道主義是永恒的真理，但是，如果人道主義不落實到對個人生命、個人尊嚴、個人獨立權利，尤其是思想權利的充分尊重，那就會變成一句空話。因此，五四的個體覺醒，其意義就非常重大。

  可惜，五四對個體價值的發現與肯定，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胡適在闡釋易卜生的個人主義時，曾提醒張揚個性需要並行的兩個條件，第一是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是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兩者皆備，才是健全的個人主義。這無疑是很正確的，但當時的思想界，普遍沒有分清真假個人主義（如海耶克所言），也沒有分清洛克、亞當斯密的英國式個人主義和盧騷、伏爾泰等法國式的個人主義，不注意個體經濟這一個人生長的前提與生存土壤，也很少有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平等、權利與義務、個體主體性與個體主體際性等兩者關係的哲學探討。結果，多數知識分子只接受一種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甚至只接受尼采那種無限膨脹的「超人」個人主義。

  可是，這種浪漫的、只有情緒而沒有理性的個人主義根本不堪一擊，他們在現實問題面前無法解釋個體存在價值的合理性，更得不到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於是，便發生「夢醒來了無路可走」的悲劇，吶喊一陣便偃旗息鼓，很快地從提倡走向沉默，然後又走向破滅。

   

  二、

  五四新文化運動除了以最鮮明的旗幟喚醒「人─個體」意識具有巨大的歷史功勳之外，還有兩項基本發現，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第一，是發現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不足以應付人類社會現代化潮流的挑戰；第二，是發現中國大文化系統中缺少西方理性文化與邏輯文化。

  以上兩點，一是「不足」，一是「闕如」，兩者都是事實。這兩大發現，便構成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內容。而作為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為了便於啟蒙，前者便被簡化為「打倒孔家店」，孔子孔先生成了中國傳統文化負面部分的「總代表」。資源不足的發現，導致歷史罪人的發現，孔夫子成了擔荷吃人文化全部罪惡的歷史罪人，從而經受了一次歷史性的聲討與清算。孔子是二十世紀最可憐的人，他在五四作為歷史罪人，承擔歷史罪惡；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又變成和現行反革命集團頭目並列的現實罪人，承擔現實罪惡。

  誤判儒家錯批孔子

  五四啟蒙者揭示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世間法」（如三綱五常、愚忠愚孝、宗法統治、婦女節烈，以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等）的陳腐與落後，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如果沒有五四文化思想者的吶喊和衝擊，我們今天可能還要生活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跪拜中，可能還要呼吸滿口奴才滿口「在下」的臭氣，甚至可能還會以殺子埋兒的郭巨（《二十四孝圖》的孝子）、殺妾效忠的張巡為自己的偉大榜樣。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坐標與參照，中國的專制統治，其寶座就不那麼符合天理了。一切專制制度都建立在「非個人」的理念上（孔夫子及後來的儒家行為模式有一部分確實排斥個人），五四張揚個性，肯定個體，專制者的日子自然就沒有以往那麼自在了。

  但是，我們也要鄭重地說，五四啟蒙者對待孔子儒學缺乏理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帶有文化浪漫氣息，其缺少理性，一是沒有區分儒家原典和儒家世間法（制度模式、行為模式）；二是沒有區分儒家的表層結構（典章制度和意識形態）和深層結構（情感態度）。儒家原典既包括《論語》、《孟子》（第一原典），也包括朱熹和王陽明等儒家哲學典籍（第二原典）。這是中國的偉大思想存在。

  儒家原典確認現世世界是唯一實在的世界，人是這個世界的唯一創造者。幸福不在明日的天堂（不同於基督教），也不在於精神的解脫（不同於佛教與老莊），而在於此生此世自強不息的奮鬥中。認定只有一個此岸世界，認定只能仰仗自己的肩膀而不仰仗上帝的肩膀，這就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甚至提到可以天人合一的高度。這種哲學無疑是積極而進取地擁抱生活的哲學。人類的生存終究無法離開這一哲學的合理內容；這一哲學基點加上儒家把情感提高到歷史本體的地位，從而推導出人際的溫馨和家庭的溫馨，便構成儒家的深層內涵。這些深層的精神和君權統治、父權統治，以及「文死諫」、「武死戰」等效忠模式的表層內容完全不同。可是，五四啟蒙者未加區分，便籠統地對孔夫子和儒家系統採取一律打倒的態度，這顯然太片面、太激烈，也太「革命」。

  談科學民主欠「體」支持

  五四否定的是傳統的孔先生，肯定的則是西方的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發現理性文化與邏輯文化的闕如之後，具體化為請賽先生與德先生來補充，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無論我們怎樣替孔夫子辯護都難以否認，孔夫子的體系畢竟是倫理學體系。他老人家只教我們如何做人，並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認識世界的辦法。另外，他教我們要知禮知忠知孝，但沒有說明每一個體生而平等。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每一個體都擁有靈魂的主權與生命的主權，都可以自我確立和主宰自己的命運。「五四」推出「科學」與「民主」這兩位大先生，是永遠抹不掉的豐功偉績。

  只可惜，五四講科學、民主，重在「用」的層面，未能注意「體」的層面，即未能注意支民主的基督教文化精神。缺少「體」的支持，「用」就難以健康。儘管如此，民主與科學總是人類的光明。今天，中國及華人世界重新尊崇孔先生，這是好事，但是，有一些尊崇者則想用孔先生來衝擊賽先生與德先生，用儒家道統來掩蓋科學與民主的闕如，這不是對孔子真正的尊重，弄不好，會把孔子再次當作敲門磚和讓他扮演令人厭惡的角色。

   

  三、

  在新文化運動中，文學一直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主將陳獨秀，發表的宣言性文章是「文學革命論」，而第二主將胡適，發表的綱領性文章是「文學改良謅議」，至於周氏兄弟，更是反映五四新文學創作實績的大作家。因此，我們在對新文化運動批評時，迴避不了新文學革命。

  把文字還給大眾

  新文學運動在形式上的革命功不可沒。如果說，日本明治維新講的是「版籍奉還」，那麼，中國的「五四」講的則是「文字奉還」，即把文字還給社會的大多數─被稱為「平民」的廣大階層，從而打破少數人對文字的壟斷。這一大文化目的派生出文學形式上的一場革命，即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於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前前後後，中國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便進行了一場新的語言寫作試驗。魯迅、胡適等，都是「第一個吃螃蟹」（魯迅語）的人。打破文言的束縛，確實有益於激發作家詩人創造的活力。也許你永遠只喜歡古詩詞，永遠不喜歡新詩，但你不能不承認，新詩能夠幫助你衝破思想的牢籠。

  五四之後，因為「言」與「文」由二元變成一元，文學便更廣泛地走進社會，尤其是走進社會的底層，這一點，人民大眾一家會銘記五四文學革命者的貢獻。但是文學形式的變化，特別是後來在反對「歐化」的名義下進一步提倡大眾語、工農兵語，也使文學逐步失去典雅之美，「下里巴人」完全掃滅了「陽春白雪」。

  新文學運動最值得反省的則是內容上的革命。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三項內涵：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這是眾所周知的，而影響最大的是第一項。但是，這裏發生了兩個重大的概念錯位，其一是沒有分清貴族特權與貴族文學的概念，或者說，是沒有分清貴族階級與貴族精神的概念。

  貴族特權可以打倒，但貴族文學、貴族文化、貴族精神不可打倒。正如一八七九的法國大革命，打倒了國王與貴族階層貴族特權，但絕對維護貴族文化與貴族文學，也從未有過對貴族精神的大批判。理由其實簡單，因為法國以至歐洲最優秀的文學都是貴族文學。沒有貴族創造的文學與文化，歐洲文化還剩下什麼？至於貴族精神，更是以貴族為主體創造的由歷史積沉而成的具有特殊內涵的精神，這一精神的主要特徵是尼采所概括的「自尊」精神，還有相應的低調、遵守遊戲規則、淡泊名利等精神，這更不可以隨意推倒。中國的氏族貴族在秦滅六朝、統一中國時就瓦解了，到了兩晉南北朝又出現了門第貴族，但在隋唐科舉制度建立之後也瓦解了，直到清代，才有出現滿洲部落貴族統治。因此，中國並沒有形成歐洲那種長期延續的貴族傳統。

  貴族文學不應推倒

  儘管如此，中國貴族文學還是出現了兩次高潮，一是周代的貴族詩歌。《詩經》便是當時貴族禮儀、交往、外事的道德文本，也可說是文化通行證。詩寫得「不類」（與身份、場合、氛圍不合）會導致諸侯國的緊張甚至戰爭。第二次高潮是兩晉南北朝的「玩貴族」，即玩聲律、玩對仗、玩技巧、玩辭采，形式主義之風大盛一時。雖然朝代性的貴族文學業績不夠理想，但有三個個案卻形成貴族文學的高峰，這就是屈原、李煜和曹雪芹。這是不可打倒也永遠打不倒的高峰。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推倒貴族文學時大概沒有想到，這三個高峰是中華民族文化永恒的驕傲，而《紅樓夢》又恰恰是中國現代意識的先聲。陳獨秀在匆促上陣時，想到的貴族文學只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這些駢文散文，實際上是漢族鄉村士紳文學，並非滿清貴族文學，儘管它帶有「氣清體潔」（曾國藩語）的貴族性。這種文學可以商議批評，也不可打倒。

  五四啟蒙者還有另一個概念錯位，就是把貴族精神的對立項界定為平民精神，把貴族文學的對立項界定為平民文學（或國民文學）。其實，貴族精神的真正對立項是奴才精神和痞子精神，貴族文學的對立項則是奴才文學和痞子文學。平民文學則可以蘊含貴族精神，正如《紅樓夢》的丫環晴雯、鴛鴦這些最「平民」的小女子，「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身為下賤，卻心比天高。而賈赦、賈蓉等貴族老爺少爺則身為權貴而高貴精神喪失殆盡。

  一九二三年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中率先反省五四把貴族文學和平民文學加以對立的錯誤，認為平民文學也需要貴族文學的洗禮方能成其優秀文學，並認為平民文學的「求生」精神和貴族文學的「求勝」精神並非勢不兩立。可惜，他的反省只是自言自言，並未引起注意。他的文章之後，是象牙塔（精神貴族的存身之所）的逐步毀滅，是一切「自己的園地」的徹底掃蕩。

  貴族平民同歸於盡

  魯迅在世時，還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而他去世之後的數十年中，則連躲都沒有地方躲，連放任山水的逍遙自由都沒有。在大革命的潮流中，滿清貴族和漢族鄉村士紳同歸於盡，貴族的精神和它的陽春白雪文化沒有立足之所，而奴才精神、奴才文學和痞子文學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向極致，充斥人間的所謂紅太陽的頌歌，實際上是俗到極點的奴隸文學，一兩代的詩歌，實際上明代台閣體的現代版。以三楊（楊榮、楊溥等）為代表的台閣體是典型的御用文學（御用文學也是奴才文學），它除了頌揚帝王的權威之外，什麼也沒有。五四除了對貴族文學的認知發生錯誤之外，對山林文學與古典文學的推倒也極為偏激片面，這種態度直接導致隱逸精神再無存身之所。

  • 10: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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