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兩週在三聯聽講座，講座嘉賓是梁文道及葉輝，還有主持鄧小樺。雖然講座內容和之前擬定的主題接近沾不上邊，但托嘉賓和主持的功力，近兩小時的座談妙趣橫生、絕無冷場，最後我和友人都是精神滿足的離開。梁文道和葉輝是個非常有趣的組合：梁文道與我們同聲同氣，用的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這裡當然不是指MK語)，聽著就如同呼吸那樣自然 ；而葉則是上一輩的文化人，說話用詞都有著一種書卷氣 —— 一種我們現在只能從文字上讀到的語言，但其實是作者每日都說著的話。雖然兩人的說話風格南轅北轍，但由於言談間都滲透著濃厚的文化修養和熱枕，聽著他們一老一少的對談不會感到絲毫突兀 (他們的互相”交波”更是高手得天衣無縫，令人不住嘆妙)。主持鄧小樺對梁文道及葉輝的熟悉對座談的氣氛也很有幫助：鄧不斷旁側敲擊的刺穿梁和葉織起的文化迷障，務求挖出梁和葉的隱藏真我，甚至稱呼兩人為善於說謊的「大話精」。相比起之前同為鄧小樺主持的湯貞兆講座，這場座談會絕對有趣很多，鄧小樺也主持得放鬆。
座談會上有點意外的是在場聽眾都非常年輕。場內近六十名出席者，除了幾位就要數到我和友人這兩個二十代末最年長了。看見這麼多中學生模樣的朋友對這個其實頗重口味的文化講座的踴躍 (講座原擬的題目叫『當愛情衰亡，書寫才剛開始』，讀之簡直如同嗅到張愛玲祖師奶奶的棺木)，確實叫人十分高興。不過令人擔心的是這些年輕人自我中心的情況似乎都頗為嚴重。最明題的是當他們在座談尾段的答問環節中，所問的問題與其說是對台上嘉賓梁和葉的探問，不如說是展示著提問者自身的內心 — 儘管提問者其實是頗真誠的在提問，並非是在借機表現或展示個人。例如有名聽眾問梁文道他在梁的一本書中讀到梁的內心充滿焦慮，問梁執筆其時究竟有何焦慮。不用梁文道答覆，顯然焦慮的並非是梁文道，而是讀梁文道時竟然會讀出焦慮的這位聽眾。或許年輕人都不像鄧小樺口中的成年人那末善於「講大話」、隱藏情感，又或者年輕人都比我們這些成年人更敢愛敢恨、可以全無保留的全情投入、將己身全面代入書中的世界。
座談裡談到梁文道近年似乎都主要在內地活動 (鄧小樺更笑問梁是否已放棄香港市場)，梁也很老實的說現在的活動都主要集中在內地或台灣，當日的座談也是數小時前才從機場匆匆趕來。下文是《文化現場》上月底與梁文道的訪談，當中梁談到的有兩點是很同意的。第一是說香港其實並不小，七百萬人抵得上一個(甚至數個)北歐國家。香港的文化不足並非因為小，而是主流過於強大單一。除了梁所舉的容祖兒演唱會例子，不記得從哪裡讀到 (好像是陳炳釗的訪問)，香港不少富豪其實都是無線連續劇的擁躉，因為他們都沒有其他的娛樂方式。第二是說香港並不需要追求和內地同化，也不應妄想領導中原。香港的優勢其實在於其邊緣性，而且應該保持其邊緣性，以此能冷眼旁觀點出中原所不能察見的視觀盲點。下面所引的是節錄，全文可於
點連觀看。
插：梁文道於座談會上談『應用文』。每日也在不斷寫應用文的我(老實說也頗用心及頗喜歡的寫)，心有同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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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現場》：〈出香港記〉
2009.6.28
Q：區惠蓮 A：梁文道
Q：你的〈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傷了很多人的心呢！
A：其實我不過說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以前大家沒發覺，是因為大家處身香港，習以為常。但文章並沒有叫人搬離香港，我要指出的是，大家再不能只作為香港的文化人，要同時是中國的文化人。……我這個想法在97前便出現：當年途經火車站，看到開往深圳的火車，忽然想到在97以後，香港藝術節便會變成全中國最大的國際藝術節，香港電影節也會變成全中國最大的電影節，回歸會使我們有新的定位。
Q：可是香港人還是不太信任中國…北京本身也很保守。
A：我們可以慢慢改變局面，不能只以自身出發，妄想內地主動向我們打開市場，應反過來考慮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中國打開中原中心的局限，例如我會經常在大陸介紹馬華作家、香港作家、台灣作家。……
香港文化人都是吃錦旗的
Q：這也跟你對香港失望有關？
A：無可否認我對香港失望，會鼓勵別人到內地發展，因為香港確實有其局限。有一年，在賽馬會做PR的朋友請我幫忙找19位藝術家，為街頭馬匹雕塑設計外觀，我要求賽馬會能為藝術家提供物料和場地，工作十天，酬勞要有五萬元。但幾天後便收到通知，不需要我找了，原來香港藝術館有幾位官員認為根本不需要五萬元，藝術家收到五千已很開心。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官員找一位畫家幫忙，畫一些A4大小的畫，讓外訪官員送給當地官員，作為紀念品推廣香港，但他的開價是一幅800元！
我評論文化政策十多年，同類事件亦重複發生了十多年。我不能理解，為甚麼藝術家就要受到如此的對待。到內地圖書館演講，以湛江為例，會給你數千元，香港圖書館則給你一支錦旗，好像以為藝術家和文化人都是吃錦旗的，不用吃飯。每一次跟官員打交道都會聽到他們說，藝術家有發揮的地方已經很滿足。想要做得專業一點，就會遇到這種情況。
書展找我和馬家輝做書展大使，到大陸和台灣進行路演，宣傳香港書展，於是我到北京找了陳丹青、賈章柯，到上海找來王安憶、陳子善，這種級數的人物，跟我和馬家輝對談，介紹香港的書和文化。怎料到今年書展單位邀請的是郭敬明，大陸最暢銷的愛情小說作家，要他來教年輕人寫作，因為他是年輕人的偶像。可是他作品的質素是出了名的差，而最離譜的是，他的一本作品是抄襲別人的，被告上法院，最後敗訴賠款，但他不肯道歉，並表示替那個寂寂無名的人普及了作品，是幫了那人一把。當我在大陸找陳丹青這個級數的人物，它卻找來郭敬明，真是很embarrass。他們不是沒有錢，是沒見識。……
更有趣的是，我們到內地出使時，貿發局表示副總裁會一起去，雖然不同航班，但會一起坐經濟客位，也沒有安排交通工具到機場接送，我們當然沒問題。可是，當我和馬家輝在北京剛下飛機，便看到副總裁和他的助手從商務客位的出口出來，同時發現他們已安排交通工具，便問他們為何之前說沒有，他們竟反問我們：「你們沒有嗎？」好像我們不配跟他們坐在一塊，可笑的是，我們是他們的大使，最後唯有自行坐車到會場。然後，總裁在座談會的第一天便出醜了，與陳丹青見面時，把對方喊作陳青雲，我差點想跟他說，不是陳青雲，是劉青雲。另外，每場論壇開始五分鐘後，他們便拉隊離開。他們完全不尊重自己的活動，也不尊重台上的嘉賓，態度非常惡劣。後來，我認識的文化版記者表示對活動毫不知情，原來貿發局只通知了財經記者，財經版的覺得不關他們的事，便找來副刊記者，可是這種副刊記者只是來拿著數的，拿了便走。十幾年來跟官員打交道，實在有太多這樣的經歷。
是一國兩制帶來的條件
Q：你認為內地有香港文化人的市場嗎？
A：一定有。最近很多內地傳媒訪問我一個題目：香港文化人現象。甚麼是「香港文化人現象」，其實就是我、林奕華、林夕、阿霽、馬家輝等的香港文化人，在內地變得非常活躍，有很多演出，也出版很多書。內地人已留意到這個現象，甚至開始關心香港80後的問題，要我介紹相關作家。他們會關注我們北上以及受歡迎的理由，以我為例子，我做了香港文化人在內地最罕有的職業──時事評論員，其實香港一直有很多中國專家，但他們是對香港人講中國，我則是第一個對中國大陸講內地時事的香港人。以前內地傳媒訪問我，是想了解香港發生的事。現在訪問我，卻可能是關於山東、北京、西安發生的事。我有甚麼條件，可以在香港為內地人寫內地政治？正正因為我是香港人，可以補充到內地傳媒的盲點，正如魚在水中生活不會知道甚麼是水。這是一國兩制帶來的條件，我們既在一國之內，又不在裡面。
Q：有甚麼是你察覺得到，他們卻沒有？
A：我會留意一些很基礎的觀念問題，譬如說我在內地評論雜誌發表的〈「極少數」的迷思〉，「極少數」是中國政治語言中的常用字眼，它本來是個沒有價值判斷的量詞，但內地多用以形容壞分子，如極少數的暴徒、極少數的貪污，但絕不會以「極少數」來形容黨中央，雖然他們的人數真的很少，但你不能說「極少數的黨中央」。在中國政治語言中，大多數是好的，極少數是壞的，跟數量無關……另一個是角度問題，內地的時事評論不是歌功頌德、極為平淡，就是極為偏激、滿腔怒火。這是一個極權結構下，統治者與人民形成的同構關係，處身結構外的我，便可以其他的角度書寫，既不是官腔，亦不是激憤，是以第三種語言切入。香港存有的條件使她與內地產生差異，令我們可以做一些內地傳媒沒辦法做的事。
Q：張輝認為香港的局限在於地方和人口數量上的不足，香港的文化政策只是一個結果，你有甚麼意見？
A：如果仔細觀察，其實香港一點也不小，以人口比例來看，七百萬人，跟一個北歐國家差不多，可是我們的文化絕不及他們的豐富和多元，原因不是人口不足，而是社會的主流太過巨大，過份單一……是經典社會學所說的mass society……加上香港的移民社會性格很強，無論是商界或社會的意識形態，只重視短期利益……我們經常批評政府不關心文化發展，其實商人也是。海外、內地、台灣都有商人義務資助文化事業的傳統，可是香港的富豪跟市民一樣，都是喜歡容祖兒，分別只是，一般市民聽演唱會要坐「山頂」……殖民地政府，也沒有責任協助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直至現在的LCSD叫作康文署，還是以康樂為先，認為市民都去「康樂」就不會搞事。……可是香港政府不認為意識形態的戰場是重要的，他們的政策是假裝沒有意識形態。
邊緣與中原
Q：你說在內地寫評論得到的回應是比香港的多。
A：是多很多，不少是很嚴肅的，而且寫得很長，但不一定是好事……不過是從側面反映了一件事：現時的中國大陸，是一個人人都想做作家、沒有人想做讀者的時代。只看題目，就已經寫很長來回應，大家都喜歡表達，也沒有人留意別人的意見，於是就說一些更激烈的言論來吸引人。例如把題目寫成「曾蔭權沒良心」，但已經有太多人這樣寫，於是進一步寫成「曾蔭權是只狗」，另一個又寫成「曾蔭權該殺」，再來是「我明天去殺曾蔭權」，而最終點擊率最高的，可能是「我剛剛殺了曾蔭權」。
Q：你覺得大陸、北京的空間比香港的好嗎？
A：不會，雖然大部分剛北上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又或者一些老北京人，如陳冠中，他非常喜歡北京。但這關係到你想做的事，譬如像我做評論的，我會認為香港比較好，我需要香港。舉一個例子，我在香港上網，可以到任何網站，可是在大陸，我平常要上的網站九成不能打開，自由的空氣差很遠。艾未未曾邀請我搬到草場地藝術區，那些四、五千尺大，十幾尺高，月租不過四、五千元的單位，難以在香港找到。但我會建議那些想靜靜地作畫的香港藝術家，那裡的環境絕對適合他們。這是因人而異的，我在香港的房子很小很逼，前陣子才被倒下來的書櫃砸傷，差點變成羅志華，但我始終喜歡在香港。
Q：你覺得香港可在大陸進行文化移植嗎？
A：香港文化人不要太大野心，將目標定得太高，就如我寫時事評論，不過是做一些我覺得對的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中原心態很強的國家，在此底下，南方只能處身邊緣，我們應該重拾自己的文化，像70年代時，我們很喜歡用「省港澳」，足以說明香港的定位在於這片三角洲：省城、香港地、澳門街。最近，「省港澳」又回來了，變成了珠三角。我們不一定要到北京，珠三角本身已很豐富，在中國現代史上，這裡最反骨，最顛覆，最開放，一直走在最前。中國現時最開放的傳媒，同樣是廣東幫，香港大可以與他們合作，而不需要都到北京。只有在香港做事，才能打著鮮明的旗幟，例如美國三藩市的藝術家，跟紐約是不同的，正因為各有各的本土文化。為甚麼我們不能在香港做一些本土的事，給全中國看。北上可以是建立溝通管道的機會，而不是遷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