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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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神話
不少港人對香港公務員都有著些奇怪過時的錯誤印象。個人就曾在一次聚會中被一位不太熟絡的小學舊同學很隨意的問及，除了正職外我還有甚麼秘撈。原來，在她的印象裡，香港的公務員都是公務清閒，放工準時，所以都在正職外有著另一份工作。另一位博士級人馬則對我每天無償加班非常訝異，大概到現在還認為是我特別盡責奉公。面對如此認知上的巨大落差，我多數都只會輕輕撥過，也無謂從頭逐一解說了。
相比起社運的一般參與者覺得特區政務官既愚且狡，在信報寫了幾十年「香港學」的洪清田之流是另一個極端。兩者雖然都自我感覺良好，但他們的印象距離現實都是很遠。相對之下，自稱崇拜毛澤東的鄭經翰，對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系統的認識就透徹得多。下文是鄭經翰對港英政治運作頗清楚簡要的概述，有意評述香港政治者可以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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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不該歌頌港英高壓管治〉
信報 2011-05-13最近香港傳媒不約而同討論香港政務官的政治角色，包括林煥光、盧子健和張炳良等，相繼發表對政務官治港的分析。要談論香港的管治問題，終紿離不開政務官，因為政務官系統是當前特區唯一成熟、有影響力和執行能力的政治力量。環顧不同政治體制國家，官僚集團都是舉足輕重的政治核心。
正如張炳良所言，對於政務官由九七前英明神武到九七後變成錯漏百出的批評，無論是將AO 神話化抑或妖魔化，都失諸公允。我個人認為，對AO 政治功能兩極化的評論，主要是因為大部分香港人、以至北京要人，都是以「非歷史」的觀點審視英人治港，每每將昔日AO 治港抽離當時的社會歷史脈絡，然後簡化成一種模式。這種瞎子摸象式的評論，對分析港人治港的未來發展，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訓令》《制誥》遠遜《基本法》首先，我們要認識到英治時代，本地官僚集團只是治港力量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政治管理工作，根本不是由AO 規劃（甚至不用他們執行）。英人的政治建制最重要的部分，完全掌握在港督和布政司之手。
所謂政務官傳統——令出必行、循序漸進、有效管治，都存在於一個特定的歷史時空，以殖民地體制為後盾。殖民地體制其中一個「專政」工具是法律，殖民地憲制架構所根據的《皇室訓令》與《英皇制誥》，都是殖民地「專政」的法律依據，在寬容、自由和尊重人權等方面，其實遠遜於特區憲法《基本法》。
殖民地管治時期，法院不能進行違憲審查，政策不會受司法覆核挑戰。政府AO 閉門造車，制訂政策，由構思、公布到執行的過程，出現不可預見的風險少之又少，這是政務官施政能夠穩定漸進的政治基礎，也是行政主導行之有效的根本。
其次，殖民地總督手上掌握充沛的政治資源，足以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秩序，當中兩局制度（OMELCOSystem） 及各級議會委任制最為關鍵。政務官制訂的政策和法案拿到議會審核，只是程序而已，當中不存在任何政治力量挑戰政務官的決定。兩局制度精要之處，是由兩局資深議員領導立法局，行政立法混合為一，由政務司串演「黨鞭」，與今天政府在議會中一票也沒有的局面，不可相提並論。
今天政府政策之所以左支右絀，問題不單在反對派，而在於所謂的「建制派」。九七前，建制派有委任制作為政治出路，不須爭選票、爭曝光；九七後，他們也搖身一變成為爭選票的政客，領航既無能，護航更無心。
確有「治港四頭馬車」
再說，九七前港督是一切政治利益分配之源，與今天政出多門，既有中環，又有西環系統分派政治利益的局面，完全不一樣。大家只聽命於一個老細，賞與罰，全向他一人負責，不像今天的建制派，一邊為選票砌政府，一邊則繼續吃政治酬庸，出入行會及各大諮詢架構。以工聯會、葉劉淑儀和梁美芬等人為例，以他們「兩面三刀」的政治作風，若在殖民地時代，早已給掃地出門，不會像今天情況一樣，奇貨可居，指點江山。
殖民地管治的第三大法寶是傳媒操控，這當然不是以訛傳訛、愈傳愈神化的所謂「肥彭心戰室」。傳媒操控，首先是駕馭香港電台，當時政府「落單」叫廣播處長執行任務，不會出現「干預新聞自由與編輯自主」的指控。港台不單是政府喉舌，在八十年代配合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小罵大幫忙，廣播處長更進行統戰其他傳媒的工作，與一班評論員和專欄作家定期會面，並給予他們在港台曝光的機會，從而建立關係網絡；又與布政司關係密切，合作無間，為政府建立和鞏固輿論工作的基礎。當時AO 委託港台拍攝為某項政策造勢之專輯，不會出現今天所謂干預「編輯自主」的荒謬局面。
第四項重要管治法寶是政商關係。英資在特區建制的政治參與，遠高於今天華資地產商，豐大班、太古大班坐鎮行會，甚至由彭勵治任財政司，而當年從未聞什麼「英資霸權」或「官商勾結」的指控。任何重大財金舉措，也毋須AO 參與，例如前途問題引發港元危機，最終制訂聯政策，一直都是由倫敦顧問會同港府財政司及港督拍板。當時所謂「治港四頭馬車」，即港督、豐、怡和和馬會大班治港，實在並非純屬虛構，因為豐儼然中央銀行，負責穩定金融；馬會控制社會福利及慈善團體撥款，負責穩定社會秩序，而馬會董事與怡和等英資商界精英，也屬同一班人。
最後一項管治法寶是鎮壓工具，包括皇家香港警察在內的政治部和廉政公署。
司徒華搞教師工會運動時，十分強調財政獨立和防範滲透，絕非疑神疑鬼，無中生有，因為他的對手，是龐大的國家機器。根據倫敦已公開的檔案，當時政治部滲入左派學校、大專院校收集活動情報，是公開的秘密，前豐大班鄭海泉在中大學生時代的活動已受監視，政府也監視胡紅玉、陸恭蕙一班觀察社論團體成員之一舉一動。
老實說，英人治港，時而高壓、時而懷柔，不一而足，完全視乎客觀社會環境和政治需要而定。1967 年騷動以前，港英動輒將政治異己分子遞解出境、蘇守忠天星抗議加價後一生遭追殺迫害、盧騏無故離奇死於拘留所，以至1967 年出動防暴隊鎮壓左派及在保釣運動期間七七維園暴力驅散群眾，都不是罕見的事實，只是今天掉轉槍頭、指指點點的前朝高官都得勢於港英懷柔時期，不承認或者忘記歷史教訓而已。
一句話，當年港英政府高壓管治，正是槍桿子出政權。
無法回到開明專制
由此可見，抽離歷史大事歌頌的AO 神話，背後其實是「開明獨裁」的殖民地體制，本土社會根本難以形成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挑戰政府政策。今天，我們無視AO 神話的社會歷史環境，抽空討論AO 治港不但毫無意義，甚至有誤導成分；而治港問題，更不是什麼上下數千年、中西文化衝突玄之又玄的所謂「香港學」。
未來十年，香港要重建的不是AO 神話，而是探討一國兩制下特區政治體制何去何從的問題。殖民地體制已經結束，無論是否港英餘孽，也無法開歷史倒車，再回到開明專制、政出必行的「老好日子」（good old days），因為自1991 年政制民主化開始以來，英國啟動了民主化的引擎後便撒手不管；北京對特區政制發展方向又舉棋不定，半桶水民主化加上自由的傳媒環境，以及商界利益分化，只會令特區的管治難上加難。
對殖民統治的政治打壓袖手旁觀，對情治系統的白色恐怖視若無睹，對兩局體制的助紂為虐樂觀其成，對心戰機關的傳媒操控如蟻附羶，如此這般地緬懷政務官「專政」的「老好日子」，不但比「白頭宮女話當年」更不如，更只會窒礙香港民主政制的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