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城中熱話之一，是中聯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只懂當下僕不懂當主人，未能為香港作更多長遠規劃。
我想一眾高級公務員，以至已經脫離公務員成為政治家的特首，聽完之後都只能苦笑。除了國內種種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外，共幹長遠規劃的往績 — 包括為香港長遠規劃的荒謬政治制度，都令王光亞的批評難以服人。下文蔡子強分析得很好，尤其是文末政治制度規劃部份，大家可以自行閱讀，我也不在此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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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王光亞怎能怪公務員
昨天《明報》頭版報道，王光亞與訪京香港學生對話時，批評香港公務員執行強、規劃弱，認為香港公務員在港英培訓下，水平很好，但只懂接受及執行命令，即使在回歸後當家作主，也「不知道怎樣當Boss（老闆）……怎樣當個Master（主人）」，力促公務員為香港未來作更多長遠規劃，「不要只把今天的事做好」。
這番說話，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
九七回歸之前，除了一個港督，以至個別司級官員之外，整個政府都是由公務員掌權，你還可以把決策的責任和失誤歸咎於公務員。但九七回歸之後，先有《基本法》為香港政治體制引入一個特首，再有董建華和曾蔭權，先後引入問責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的崗位，策劃、決策、帶出方向等工作，理應由特首、司局長等人負責，而非公務員，除非是體制上的管理、執行，以至日常操作出現問題，公務員才責無旁貸。
怎能把公務員作代罪羊
其實九七回歸之後，中央已經多次公開、非公開囑咐公務員要配合特首依法施政，陳方安生更曾因此被噴到一鼻子灰，相信大家都還記憶猶新。這都清楚顯示，公務員是一個配合、執行的角色，而非老闆、主人的角色。如果公務員太過強勢、自把自為、越俎代庖，取代特首、司長、局長，為香港作出長遠規劃，恐怕又會惹來新的風波和口誅筆伐，被批評為架空特首。
今天，特首，以至我們有理由相信司長和好些局長，有關人選，都是由北京挑選的，你揀錯了人，欠缺能力，不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能為香港帶出方向，那是你北京所託非人，怎能把公務員拿來作代罪羔羊，這實在難以有說服力。
所以，王光亞的這番言論，實在令人搔爆頭，一是他根本不了解香港的政治體制，否則，他就是十分之高明，他在曲線「寸緊」曾蔭權。
香港如今缺乏政治領袖人才，是顯而易見的重大問題，但關鍵不是王光亞歸咎的公務員制度，而是北京最初為香港作出政治規劃時的重大失誤。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為香港在九七後定下「港人治港」的方針，但這只不過是一個空泛的方針，至於所謂「港人」，具體指的是什麼人﹖是商人﹖是公務員﹖是政黨﹖還是其他領域的精英和領袖﹖就不甚了了。
這不是一個口舌之爭，而是一個政治規劃的問題，是一個制度上如何配套的問題。
關鍵不是「跑馬仔」，又或者按急就章的揀選出特首及其領導班子人選，而是如何建立一個政治人才庫，為香港儲備必要的政治人才。
如何建立政治人才庫
如果你心目中的「港人」是商人，那麼就應該鼓勵他們投入更多資源，成立更多更具規模的政治和公共政策智庫，如美國的傳統基金會等，為商界在知識和人才上做好儲備，以及鼓勵更多的商界人士出任更吃重的公職，肩負更多的公共服務，汲取經驗，甚至可以建立如日本經團連式的體制。
如果你心目中的「港人」是公務員，那麼就應該在制度上提供更大的彈性，如加入諸如「旋轉門」等制度，讓他們可以較少顧慮，可以放心轉換跑道，投身政治最前線。
如果你心目中的「港人」是政黨，那麼就應該全面檢討如今選舉法規和安排，對政黨政治的打壓和無理限制，例如特首不能由政黨人士出任、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選舉期間選管會的「平等時間」原則等等，開放更多的渠道讓政黨參政，讓他們累積管治經驗，例如，開放地方行政讓DO（民政事務專員）那類崗位由民選產生、讓更多政黨中人（包括民主派）而非政治插班生出任政治任命崗位等等，讓政黨從反對派的comfort zone，慢慢向負責任的執政黨過渡。
沒有為「港人治港」設想清楚，這實在是香港政治規劃上的一缺失。
後記：容我多說幾句。昨天中午，剛巧與兩名DO午膳，地點是其中一個DO轄區內的一間茶樓，結果我們與常人一樣在茶樓門口「攞籌」、排隊，入座後又等了很久，催了很多次，也無人幫我們冲茶。但大家都不覺得有何不妥，更不會有人說：「你知唔知我係邊個﹖」這就是香港公務員的優點，循規蹈矩，遵從規章制度辦事，不會耍弄特權。不錯他們缺乏戰略眼光，更不會把「大國崛起」之類吹噓得天花亂墜，但他們起碼有常識，亦知道什麼是最基本（多就無）的是非對錯，不會搞出為求盡快通車而草菅人命的事出來，這些常識和是非對錯觀非常重要，尤其是當你又或者你的家人身在車卡之時。無論中國幾有戰略眼光，可以辦幾多次奧運，送幾多個宇航員上太空，一日只要它不能看重和妥為照顧好車廂中的一條小生命，恕我也不會為這樣的一個祖國而感到驕傲。
原諒我，我真的好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