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陳一諤事件後就很想寫一篇有關六四的文章，只是近月公事繁忙 (上週四端午節我也是在公司食粽) ，一直未有時間寫，所以這篇也是廖廖數筆，記下些感言。

八九六四民運發生時我只八歲，大概就讀小學二年級，然而當時電視新聞上，解放軍坦克輾過路障、長安大街民眾在槍聲下推著三輪車運送混身血跡傷者的映像，至今還是深深刻在腦海裡的記憶。八九六四民運是我在政治上的啟蒙，之後陸陸續續看了不少當代中國政治(尤其是文革)的書，並立志進大學修讀政治學，那是高小時的事。

八九六四至今已經過了二十年，關心當年民運的人逐漸冷淡減少，這是無可奈何的不爭事實。支聯會近年的主題都是「薪火相傳」，然而由司徒華老先生及張文光等教師主導的支聯會所攪的青年運動，自始至終都不大成功，直至出現陳一諤。陳一諤是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在一個有關六四的研討會上時說了些質疑學運的說法，引起了一些「大是大非」圍攻，甚至因此被陳巧文等發動合法性可疑的公投驅逐下台。陳一諤事件引來報章輿論以至網絡上鋪天蓋地的報導和討論，結合之後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上的失言，令今年的八九六四紀念活動突然升溫，周日遊行人數甚至創1992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不少人或許會為能夠鬥倒陳一諤而興奮，為能夠再次確立「大是大非」的無謬性而感到安心。然而，我卻覺得這樣的勝利只是個虛假的勝利，甚至是會令六四民運步向滅亡的一種勝利。八九年六四民運所追求的是甚麼呢？除了反貪污反官倒外，最重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民主除了一人一票選總統之類的政體形式，更重要的基礎是相信理性，相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下所能產生的理性討論，能帶領社會走向健康正確的道路，能令社會裡的所有人得到公平、幸福和進步。民主自由自於古希臘發足，在文藝復興時代再次備受重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自然是對中世紀由絕對無謬的天主教會所帶領下的社會沉滯的反思。當年天主教會「大是大非」不用否定的教條，除了教皇無謬君權神授，還有太陽繞著地球走的天動說。如果我們因為沉醉於以「大是大非」而非理性討論去打倒一切質疑六四的說法，撇去無法令反對者信服的客觀效果不講，其本質上其實是在開民主自由的倒車，是和八九六四民運所追求的精神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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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應是「之一」的文章，因其後忙於諸事而沒有後續了。僅引呂大樂一文，供諸君參考)

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
明報  2009-05-11

我完全理解，要代入他人的處境，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問題，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情。畢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價值、信仰、觀點、主張……要將這些東西都暫時放下，而且還要嘗試以他的利益、價值、信仰、觀點、主張……來聽他的言論和觀察他的行為，通常都會感到渾身不自在。不過，或者因為我是念社會學的緣故，會較為習慣暫時保留判斷，先聽聽人家有些什麼話要講，讓他都將說話講完了，再了解講話或行動背後的想法。

身為社會學家，我相信那些就算是處於社會邊緣、弱勢處境，甚至被主流價值否定或被視為異類的個人或群體，他們的思想、行為都總有其一套邏輯或道理；我們不會因為個人的身分、背景或自己主觀上對某些人的抗拒而輕視他們的言論或行為。對「不受尊重的個人或群體」亦能夠一視同仁，是社會學視野的基本元素。

在此我想補充一點，以上討論並不僅限於邊緣、弱勢或受排斥的社群，一視同仁的原則也適用於所有跟我們的價值、意見、立場不一致的人。對於異己，也不應從他的第一句說話開始便判定沒有必要再聽下去，接一切所謂的討論都已集中在個人認為是非對錯之上，沒有其他對話的空間。

暫時保留判斷

在我看來，對自己最討厭的人仍能夠暫時保留判斷，是社會學的修養。當然，或者讀者會問：這與我有何相干？我不會要求每個人都學點社會學（雖然我肯定這會是一件好事），但假如我們真心相信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和一種有規範的民主政治的重要，上述這種暫時保留判斷和容許異己異見的存在的態度，應該是公眾議論與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可惜的是（至少從我的觀點來看），近年香港社會愈來愈缺乏這份耐性，所謂的辯論往往都是壁壘分明，屬於立場的宣示，多於真正的對話。

我每年都有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對陳一諤的六四言論自然難以認同。但不認同是一回事，是否需要立即狠批又是另一回事。整件事件的主體在於大學校園：陳君的言論能否代表港大學生？這由港大的同學來決定。陳君應否因其言論而受到譴責？這由港大的同學來決定。

港大學生對六四事件有何立場？他們的學生組織有足夠的民主渠道來達成決議。我是說旁人沒有發言權嗎？當然不是，但他們最好有多一點耐性，看看大學生如何通過校園民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很快的決定了對方應該是打擊對象，要將他的歪論撲滅於萌芽時期。

這裏涉及兩點：

第一，是給年輕人一點空間，讓他們自己通過校園民主的方式來辯論、決議。假如他們真的漠不關心，未有表現出符合其他人所期望的政治態度，那也是要接受的現實。覺得這樣有問題的人，應該想想之前為什麼未能有效在校園傳播相關信息，或之後有何補救辦法，而不是試圖阻止那自己難以接受的情（例如年輕學生對六四事件的關注逐年減少）暴露於大眾面前。

第二，陳一諤要為自己那一番六四言論而接受批評，那是應該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批評他的人可任意將問題扯到人格（甚至有人提到他說的是否人說的話）。在所謂大是大非面前，我們還是要講規範、文明。

明顯地，很多評論人聽過陳一諤的六四言論之後，都沉不住氣，難以按住心中怒火，於是連珠發炮，而且語氣很重。本來我以為像我那一輩的「戰後嬰兒」才會容易失去耐性，將看不順眼的盡快整頓；經近月觀察，不難發現其實第三代人跟我們性情其實相當接近，當觸及切身問題時，一樣立即出手，絕不手軟。整個過程很快便成為了一個關於態度、立場之爭，搬出了大是大非的招牌，當中有關人等只能選擇站在其中一邊。

我明白那些狠批陳一諤的人的那份焦急。在他們眼中，陳一諤的六四言論客觀上是為鎮壓人民的威權政權開路，混淆視聽；若不及早打擊，恐怕會成為後患。從倡議者、動員者、行動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反應相當合理。面對當權派的意識形態，只有以同樣的方法對付，以一種立場跟另一種立場對抗。要在這場意識形態鬥爭中勝出，便要進行動員，把對方的聲音壓下來。在兩種言論對碰的過程中，立場、道德、價值、個人的氣節成為了判斷的標準。而雙方均訴諸群眾，由動員替代了辯論。

動員替代辯論的憂慮

上述現象令我擔心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近年我們開始習慣了這一種立場鮮明，突顯道德或主張的政治表態，很快便將討論推到是非對錯、人格之類的問題上，在很多議題上都是一分為二，講「歸隊」、靠邊，少了一份自省。雖然這很多程度上是九七後對現狀的不滿但同時又受困於無力感的結果，但這並不等於因此而可以每次都要以動員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令討論的空間變得狹窄。

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動員或意識形態鬥爭的方式往往產生反效果，令更多年輕人自覺要跟政治保持距離。今天，假如我們以為某大學校園內存在一個敢於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會便等於該校的一般學生亦會持相似的政治態度，那很可能會大錯特錯。有人批評學生太現實，缺乏社會關懷，這是現實的一面。

也有人批評學生只看到國內經濟發展的成就，欠缺深刻思考，這也是現實的其中一面。但現實的另一面是有同學不一定喜歡今次很多評論人那種大義然，我講出真相，你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姿態。

評論人表現的姿態和採用的一套論述，愈來愈跟年輕學生的生活經驗脫節，逐漸失去了說服力。不但缺乏自知之明，甚至將問題簡化為年輕人不濟事的表現。將陳一諤的出現視為政治滲透與破壞的結果，也反映出一些評論人沒有注意到他的想法並非局限於極少數；今次事件其實提醒所有認為要為六四事件中犧牲的市民做點事的知道，走進群眾的群眾工作十分重要。

其實我們身為市民，期望有的是開放的辯論——是以理服人，而不是要令對手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