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rlohn's Xanga

[限時] 啞弦

Tue, 10 Nov 2009 20:31:28 GMT

不知經過了多少季節，多少年代，
我遙見了人間的蒼海和古龍般的山脈，
還有，鬱鬱的森林，網脈狀的河流和道路，
高矗的紅色的屋頂，飄著旗的塔尖……
於是，我閉著眼，把一切交給命運，
又悄悄的墜落，墜落，
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

啞弦〈墜落〉

她沿著德惠街向南走
九月之後她似乎很不歡喜
戰前她愛過一個人
其餘的情形就不太清楚
或河或星或夜晚
或花束或吉他或春天
或不知該誰負責的、不十分確定的某種過錯
或別的一些什麼
──而這些差不多無法構成一首歌曲
雖則她正沿著德惠街向南走
且偶然也抬頭
看那成排的牙膏廣告一眼

啞弦〈復活節〉

李氏力場

Thu, 05 Nov 2009 11:22:22 GMT

二零零六年天文台因為颱風派比安風力未達指標，沒有發出八號風球，事後引來各方排山倒海的批評。當時的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曾於颱風過後舉行一次特別全體員工大會，安撫員工並向同事說明事件，與及聆聽同事對事件的看法和建議。當年我剛巧在天文台仕事，雖然職務與天氣預報完全無關，但也八掛的出席了該次員工大會。林超英劈頭第一句就說：「派比安事件的最根本原因，是因為天文台的預測準確了。」全場一陣靜默，然後逐漸領悟到台長答案裡的意思：以往天氣預測的準確度較低，因此評估是否發出攸關市民性命財產的八號風球時，便需要採用較高的安全系數，就是預測達到八號風球風力的機會率不高，也寧願發出警告讓市民多作準備，而市民也習慣了加乘較高安全系數後的「八號風球」的風力強度。到派比安時，天文台預測天氣的能力進步了，能夠更有把握的估算颱風對香港風力的影響，於是便能夠採用一個較低的安全系數，因此決定不發八號風球。但是市民仍然維持以往「八號風球」的風力強度記憶，加上通訊科技發達後的訊息增強效應，於是引爆了全城最強的陰謀論：李氏力場論，認為香港首富李嘉誠為了商業利益操控香港天文台故意減少發出八號風球，使各行各業公司股市繼續如常運作，令全港員工無法憑藉風暴得以放假一天。李氏力場論迅速由高登跑上蘋果，更成為市民普遍共識；天文台這個純科學的政府機構成為了全香港最「官商勾結」的部門，員工慘吞一隻全港最大死貓，苦況可想而知。

在政府工作了數年，最大的感受，是種種政府陰謀論的發生可能性都是非常之低，當中道理其實顯而易明：政府公務員一般最基本的心態是風險迴避(risk-averting)，要這些但求保守避險的公務員攪一個瞞騙全港市民的大陰謀，機會是微乎其微。坊間很多針對政府的陰謀論，在政府工作過的人一聽就會發出會心微笑。下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批評天文台「基於人為政治性考慮高估熱帶氣旋風力」、「股票市場因而停頓，商鋪亦要停止營業」，李氏力場論的信徒是否也應考處將民主黨也納入李氏家族的收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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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錯估逾半颱風威力
星島日報 2009.11.05

天文台被揭在過去三年，先後十一次高估三號或八號熱帶氣旋風力，佔期內全部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逾半數。有議員質疑，天文台錯估風力乃人為因素，應檢討決定是否「水分過高」；零售業界就指，高估風力或引致「一天團」旅客取消來港，市民亦不會流連街上購物，對零售商戶造成一定經濟損失。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昨回覆立法會議員查詢時表示，天文台在過去三年，共發出二十一次三號或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其中十次預測準確，而另外十一次則有落差，悉數屬高估風力，熱帶氣旋威力最終不如天文台預測般猛烈，但就未有低估風力的記錄。

劉吳惠蘭指出，由於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是預報性質，而實際天氣狀況常會受不規則的因素影響，例如熱帶氣旋的移動方向、增強或減弱，因此預報及實際的情況或會有所出入。她又指，天文台會定時檢視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系統，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調整以改善。

立法會議員李華明質疑，天文台高估熱帶氣旋風力，是基於人為政治性考慮，「估高一點，被鬧機會少一點。」他說，如果由一號風球錯估至三號風球，或只是幼稚園等要停課；但若然由三號風球高估至八號，則會帶來經濟損失，「股票市場因而停頓，商鋪亦要停止營業。」

他認為，高估逾半數熱帶氣旋風力，情況屬偏高，希望天文台能改善評估能力，多做資料搜集，以純客觀科學角度做決定，並應檢討決定是否「水分過高」。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瓊就指，高估風力對零售商戶造成一定影響。她舉例，打風日子市民會趕到超市、街市等購置糧食，對該類商戶影響不大，「但衣飾、化妝品等各式零售商戶，會因為無人上街購物而被逼暫停營業，對生意額有一定影響。」她又指，廣東省每天都有「一天團」來港旅遊，高估風力會引致旅行團取消，對整體零售業來說亦非好事。不過，她認同，如預計上下班時間，風力足以懸掛八號風球，提早發出警告信號可以理解。此外，對於公眾質疑天文台未考慮濕度等因素，便在清明、中秋及重陽等節日，必然發出黃色或更高火災危險指數，當局回應謂，天文台會按濕度、風速及過往特別節日天氣記錄等作參考，並非必然發出有關警告。

冬

Wed, 04 Nov 2009 14:37:39 GMT

大概，我只生存於寒冷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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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涼了、請添衣
不要倔強

人來人往

Wed, 28 Oct 2009 12:08:43 GMT

This is the end of Summer

速去速回休說離愁休說掛牽
人來人往始終停留始終無遷

村民公審甘乃威

Tue, 27 Oct 2009 13:48:43 GMT

身為一位(前)政治學學生，不得不貼梁文道以下的這篇文章，尤其是最後一段。
近年常感常上鏡頭的「政治學者」都流於隨波逐流的政治現狀描述和卜算，一些基本的政治學概念引介剖析或比較根本深入的政制建議，往往要由梁文道等這些非政治學人提出。當然傳媒的偏選是以上現象的其中一個主因，但是所謂的「政治學者」，在傳媒前侃侃而談那些所謂的「政治分析」以前，是否應該先捫心自問：學者在大眾傳媒上發聲，所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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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村民公審甘乃威〉
明報 2009-10-17

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 萬居民卻有著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著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 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著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7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 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

李小良與周秀娜

Mon, 19 Oct 2009 13:15:10 GMT

我在馬傑偉還在攪「文化研究」的時期，當過他大學書院通識課程「傳媒與現代社會」(英語諧音「媽媽嫂」)的學生。當年馬傑偉將自己和學生寫的一本「研究」LMF的書列作必修參考書，要求每位修讀課程的同學提交一篇有關該書佔分頗多的閱讀報告，並為同學提供一條龍集體折扣訂購服務。我抗議式的以複印本讀完該書，寫了一個無論是對該書還是對LMF都沒有一句好說話的閱讀報告，上課(如果沒有走課的話)的大部份時間都在閉目養神。

相對於傳統的文理學科，近年社會科學的衍生科目越來越多(連中學也要攪一個超學科「通識課」)，但是夠水平的學者教師卻是鳳毛麟角。其實馬傑偉當年已經算是教得不太差，但是他將他和學生那本粗陋亂來的「文化觀察」習作也敢拿來當教材，香港文化研究的門檻之低大家可想而知。等而下之而又更狂妄的，自然是連「對話」的語言也未能選好，就妄言要「解構周秀娜現像」的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李小良。流行文化研究需要對世事的通盤了解及突破表象的洞察力，絕非只是對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亂說一通又或者搬弄一堆術語就叫做「研究」。曾有中七畢業、成績不太突出的同學問我，大學應否選讀社會科學或文化研究的學科，我直接了當的回答她「不」。雖然身邊有數位朋友和同學都在這行謀食，但是青春苦短、學費甚貴，與其無無謂謂花三四年讀著些高不成低不就不知所謂的東西，不如修讀一些實用性高即效性強的搵食科目，對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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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周秀娜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明報 | 2009-10-19

學者輪流執筆，周一刊出周秀娜與李小良對話，引來流行周刊與報章圍攻，大罵周秀娜無腦，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傳媒中人對從事文化研究的李小良亦不客氣。有線電視製作半小時節目，批評李小良中英夾雜、語意不詳、淺入深出。評論筆伐者眾。張堅庭以「大小不良」為題，把李小良與甘乃威相提並論。林奕華的文章最鋒利，直刺要害，文題〈問周秀娜，不如問自己〉，指追問周小姐「快不快樂」，倒不如追問買寫真及攬枕的消費者甚至是李小良本人「快不快樂」，這才是周秀娜現象的核心所在。

靚模對碰學者，引起如此巨大的迴響實屬罕見。其中不單有香港媒體對性感情色的迷戀，以及港人長年對少女展現性感的百般禁忌，更暴露了近年流行於學術界的文化研究的種種異狀。有關媒體與情色，評論甚多，不贅。近年文化研究已普及於社會運動及文化評論，亦常見於思潮版的文章。今次事件把這門熱門學問推出台前，並以「廢噏」的形象現身，令人頗為錯愕。事件一方面加深了傳統學科對文化研究的輕視，另一方面亦加深了學界與媒體的隔閡與偏見。部分公眾人士再一次「證明」學者言談深奧。而諷刺的是，文化研究其中一個重點，是要介入流行文化與普羅市民的生活。如今介入不成，反被疏遠，是否有點黑色幽默？李小良本意要抗衡精英階層對靚模的歧視，卻變成是耙模再一次被流行媒體踩成胸無半點墨的尤物。學術高調，現實難纏，雙方的橋樑破裂了。借用李語，文化研究的學者與粉絲，「有冇欲望同衝動梳理一下複雜嘅自己」？

文化研究貢獻：打破文化高低先申報利益。我與李小良不算深交，但是有講有笑的朋友，而我亦曾經有幾年熱中於文化研究。所以下文是自我反省多於對事件的批評。必先肯定，文化研究其中一個貢獻，正是打破文化高低之分，把流行、通俗、市井生活引入大學作嚴肅分析。文化研究自80 年代由英美傳入香港，在90 年代為人熟識，影響不少人文及社會學科，並於嶺南大學成為專門學系。文化研究學者大多有一傾向，就是不理會文化等級，凡是人心嚮往而有社會效應的，均可引入學術殿堂。科大對談之前，有批評指靚模通俗，不應入侵大學。當然李小良與同仁不會苟同。靚模現象，不單涉及情色、女體、禁忌、壓抑、成長、性感消費，甚至是新一代的價值與機遇。靚模這個標籤可能曇花一現，但上述的引伸問題卻是時代問題。所以靚模研究與《紅樓夢》之類的文學研究，同樣有深厚的學術價值。

意願雖好加深雅俗鴻溝

我相信李小良的良好意願是要打破雅俗屏障，但可惜客觀效果是加深了雅俗的虛偽鴻溝。我從有線電視的報道，知道周秀娜為尊重教授與大學生，選了得體的衣飾，預先讀了些辯論口才的工具書。外人看來這可能是「臨急抱錯佛」，但從有線的訪問可見，周秀娜心目中，走入大學是高攀。她是認真面對。最後不知如何回答教授的問題，竟說了一句「後悔不好好讀書」，再一次肯定「唯有讀書高」的民間信念。但不要忘記，她成功出位，正正不是靠學歷打出名堂。看見她屈從於大學這個高級牌匾，然後傳媒踩之而後快，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周秀娜那一句「好深啊」，我覺得她是學術語言的受害者。李小良一番善意，只是無心之失。他的用語，如「moments」、「愉悅」等，就算問一個大學三年級的高材生，她也可能「O 晒嘴」。而正因為文化研究那一套術語，加於靚模身上，語言不單沒有透視現象的能力，「救佢反而害佢」，讓李小良做一個高深的學者，周秀娜做一個無腦無學歷的靚妹，然後被周刊借題發揮，強化學術與民間的雅俗界線。

李小良所套用的術語，例如evasive pleasure、主體自覺、emotional moments、奇觀社會等等，文化研究學者大都熟識。不怕對同仁坦白，我是愈來愈懷疑文化研究的複雜術語。起初我還是前一句「快感」，後一句「欲望」的，用得起勁，自覺愉悅。但這多年來我是虛心自問，這些說法，是否實有所指？是否比通俗語言更有效？個人覺得，自己那套文化研究，有時真係「淺入深出」。所謂intensively emotional moments，所謂pleasure，在這種與靚模對話溝通的情景，意之所指，似乎就是「好爆」、「好型」、「好High」，「覺得自己幾OK」、「自信返晒黎」；這些不也是周秀娜同代人的顯淺說法嗎！

在學術會議，大家分享抽象的共同語言而作理論推敲，那是自然又有必要的學術對話。但我發現自己跳進術語的世界中，自以為是介入日常生活，卻是迷失與迷信，更覺遠離生活。人文學術只要能透視文化，術語艱深又何妨。但今次科大對談的用語，其實並不高深，只是錯用。被訪者在不知情下，被慣常不用的「古怪」言詞詰問，「被考起」實屬必然。這是溝通、傳意、訪談的失誤。再進一步，「愉悅」是否實有指，而非文字遊戲，那就要看文化研究者重視人生世相，還是在學術迷宮自娛。

這裏可補充一則文化研究的真實笑話。90 年代中期，物理學教授Sokal，投稿著名的文化研究學刊《Social Text》，發表了一篇「廢噏」論文，說什麼「概念革命，已深化了一個未來的後現代和解放科學的涵意……」總之把最流行的學術潮語「抄埋一碟」，而惡搞論文竟被刊登。他又在另一本期刊《Lingua Franca》自我踢爆，寫了一篇〈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旨在說明文化研究一見學術潮語就興奮莫名，不理是否呼應現實，就視之為學術珍品。這個「文化研究實驗」，震撼美國學術界，史稱「索卡惡作劇」（Sokal's Hoax）。文化研究被整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索卡有心玩野，避無可避。文化研究不少精闢概念，能讓人超越常識，揭開現象背後的關係，不應被索卡一筆勾銷。

但按照我只有三數年與文化研究的「戀情」，也感受到文化研究對於「淺入深出」的術語特別熱情；那些對術語的愉悅，有甚於對現實人心所向的追尋。周秀娜喜歡「爆」，追求自我，改造身材，自知三點不露同時售賣性感與性幻想有其市場，而她背後的經理人深明此道，配合周小姐自信、有堅持，而且EQ 高，不怕傳媒醜化，最終成名圖利。這個靚模故事，以及背後情色、女體、禁忌、壓抑的問題，真要耐心梳理；概念能否說明問題，才最重要。

李周對談不少概念錯配

今次對談，有不少概念錯配之處。

英式文化研究對精英與低下階層之間的抗衡理論，按照我有限的理解，並不適用於香港靚模。香港的精英，價值觀與文化品味其實十分市井。香港精英以前大都是移民。周秀娜不算是草根，批判她的傳媒也不是貴族。此外，John Fiske 的evasive pleasure 更難套於周秀娜頭上。我不覺得她是逃避主流並在抗衡中得到快樂（或愉悅）。她是在香港這個殘酷的消費社會之中尋找掙錢謀生的空間。

這幾年，我幾乎放棄了文化研究。但上月同事訪問美國文化研究開山祖師Lawrence Grossberg，令我重新對文化研究心生敬意。目前文化研究已逐漸普及，甚至已成為獨立的學系。這可說是文化研究的成功之處，但也可視為文化研究的獨特性已逐漸模糊。在文化研究開花結果又變得性格模糊的今天， Lawrence Grossberg 回顧文化研究的歷史，重申文化研究的精粹，是一種面向當下的「激進處境主義」。激進處境主義是以具體處境作為第一優先。其激進之處，在於質疑一切現有理論、意識形態、建制權力對現況的詮釋；努力進入處境具體特性，並作富想像力的推敲。

Grossberg 說，處境在變、各地不同、時代不斷變遷，文化研究學者因此不能慵懶，對每一種新處境的研究都是一種新的介入。上世紀下半葉在英美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成果，只能參照而不能硬套在今天；各地文化有其獨特性，在普遍的通則之下各有表述。Grossberg 在電話對話之中，對華人文化研究學者說：請你們放棄英美那些精英與民間抗衡的概念，從你自己社會出發，認真對待身處的十字路口，這就是文化研究。

身處的情景最重要

我想，文化研究當初吸引我之處，就是這種「激進的處境主義」：經典可參考、理論可參考、術語可借用，但最重要的是你身處的情景。Grossberg 回到基本，把我從文化研究的懷疑與失望之中稍為挽回過來。

說得遠了。我只想說，Grossberg 的提醒值得香港文化研究者反思：不少學術理論都是求普遍通則，文化研究是義無反顧的追尋當下處境的特殊性格，努力貼近現場，站在十字路口，猶豫、思考、追問。

上文的自問自答，有何粗淺曲解之處，希望學者同道指證。共勉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Sun, 11 Oct 2009 04:50:13 GMT

自年初轉任新職以來，諸事繁雜。新職接手後不久即發現長久以來積累的問題不輕，然而個人仍覺有把握能扭轉劣勢，於是要做和想做的事情很多，整個人大部份的心力智力以至精神時間都投放於工作上，每日回到家中連報紙也不想看(堆在床頭未看的舊報紙已成小山)，更花精神的讀書自然就更提不起勁。六四前夕買下的封從德《六四日記 — 廣場上的共和國》仍然只是翻了數頁，連新買的CD也原封不動的放在架上(以至最近發覺購入了兩枚完全相同的SACD……)，積累的情狀就有如剛接手新職時公務積累的情狀一樣…

然而最近龍應台於共和國六十年出版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令我手不釋卷的讀著(不過買下兩周仍然只能讀完大半)。個人而言，其實並不喜歡龍應台這個人：龍自台北文化局長退職來港以後，以文化指導者的姿態對香港不少物事發表了不少頗高傲但缺乏理解的批評。雖然我理解龍的說話對象其實從來都不是港人(最佳的比擬自是她那本跟在德國的兒子談香港事情的家書《親愛的安德烈》)，但理解歸理解、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龍這等「抽水」(佔便宜)行徑自然是覺得滿不是味兒。話雖如此，龍這本寫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雖然無論題材寫作手法還有出版時機等等都明顯充滿計算、野心甚大，然而不能否認龍確實寫得得非常好看。龍非常聰明的選取了戰爭中、「殺趙卒四十萬」的四十萬人，逐個逐個從個人(而非整體)的角度重述那一場場國人相殘的內戰。一旦原本只是一堆數字的「四十萬人」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再加上龍寫這類感性文字非同小可的功力，那種「大江大海」的感染力，自是震撼非常。

下引梁文道談《大》的兩篇專欄文字。誠意向大家推薦：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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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假如他道歉〉、〈芻狗的社群〉
蘋果日報 2009.10.4 & 11

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圍城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你該叫他們做甚麼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來說，「犧牲」是個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國民黨飄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國民黨去台灣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灣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灣被人喝，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為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灣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裏的戰犯。對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灣人，你又該說甚麼才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之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甚麼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素樸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灣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是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種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成（人之為人的）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梁惠王上

Thu, 24 Sep 2009 15:04:14 GMT

最近捲入了一宗頗雞毛蒜皮的討論。事件源於某教會的會址裝修，擬將以往豢養的兩頭狗送到愛護動物協會，結果惹來一批寵物愛好者批評，甚至認為該教會已失去宣揚道德的資格云云。大概是出於鋤強扶弱的心態，於某友人的面書中權充魔鬼辯護士(不過今次的「魔鬼」是教會)留言數句，結果自然是與不少魔鬼辯護士一樣，被當成是魔鬼。

Phillippe Aries在考證「兒童」概念史時，發現「兒童」這個概念大約遲至十七世紀才成形，所謂「保護兒童」、「兒童權益」等表述，於人類歷史而言，大部份時間並非理所當然的想法。我沒有考證過「寵物」的概念史，然而寵物權益的構成只會比兒童更遲，進而成為普羅大眾不問自證的常識，大概只在中產興起、大量飼養寵物而始。在此以前，除了那些不吃人間煙火的貴族，一般老百姓的家禽由豬牛羊以至貓狗也好，都只是視之為耕田捉老鼠看門口甚至養肥吃掉的工具性走獸，鮮少如今日般視之為「家庭的一分子」。於香港而言，至少遲至我父母一代還沒有甚麼寵物權益的概念。母親常言起小時候在家裡養小雞，每日飼之以殘飯米碎，然後待到過年過節時宰掉祭神。表叔父住在新界山坡上的小屋，長年飼有數隻聲大腿壯的唐犬。每年到小屋中拜年時，表叔父總會邊逗著狗邊和父親談起兒時與一眾表叔伯烹煮狗腿的往事。當然，這些事情在今日連公屋綜援戶都飼養寵物的年代，都成為魑魅魍魎一般的怪談了。

然而如我母親表叔父之類的事情，在現今「進步文明」的現代社會，是否都經已消失了呢？當然不。只是這些「殘忍狠毒」的事情，現代都市人都假手於人優而為之，並將發生之場所蔽隱於都市日常生活中看不見之處，大家由是便當作沒有發生。現代農場著重高度成本效益，用盡一切手段促生催肥各式食用家禽，尋常例子諸如不許禽畜走動、灌之以化學藥品等等，大家有心的話都可在媒體輕易讀到，當中飼育環境只有比我表叔父之新界小屋或母親的舊居更劣。現代都市人都少到街市買肉而改往超級市場，不少甚至連下廚也省掉，屠殺牲畜之「殘酷」鏡頭自然也就不需目見。食用家禽由生至死，短短一生皆由人飼養，養育環境以至死亡方法絕不「人道」，飼育的唯一目的更是赤裸裸的賣出吃掉。然而一旦這些食禽成為食材，化成食物奉之桌上，一眾充滿愛心的都市人還不是吃得面不改容津津有味？

於討論當中，我問及眾人皆是素食者乎？大概問題問得太根本，眾人只回以「難道非素食者就不能愛護動物？」之類的反射式答案，都不敢直面當中顯而易見的矛盾。記得之前讀過一篇由愛護動物協會撰寫的文章，內容為回應某些動物權益組織批評愛護動物協會將協會內的動物「非必要」的人道毀滅。愛護動物協會除了述說現時遭飼主棄養的動物越來越多，協會飼養待領動物的資源供不應求外，還強烈呼籲本港眾多愛護動物人士踴躍前往協會領養動物，並要求政府立法禁止售賣寵物以求根治問題等。不用多說，愛護動物協會的這些呼求自然是得不到現實的現代都市人幾多的留意和關注。

除了以上述及的矛盾，我在討論中還另外提了幾個類似的悖論，不過都不在此一一說明了。值得一談的，倒是此次事件令我重讀一遍的《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上〉不少篇章相信大家在中學時也讀過，其中「君子遠庖廚也」一句其實最能對應這場討論。不過我的關注點其實不在於此次事件，而是孟子有關實踐道德的條件。中國人的道德觀大概是最實在的，比起例如西方的純理性取態，儒家道德實踐的起步點其實很卑微，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身體力行的。孟子認為，齊宣王的不忍人之心雖然「見牛未見羊」，但是正如「遠庖廚」的肉食者仍然可以是「君子」，每個人只要有著行仁義的善端，就能夠開展道德的實踐。人不需要是完美的聖人才能實踐道德，更不是只有完美的聖人才需要實踐道德，而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關鍵在於能否「推恩」。「(願意)推恩則可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原文甚淺而大家都有讀過，我不在這裡再詳加闡釋了。不少批評宗教團體或道德領袖的人，都好以挑出團體或領袖的若干錯處或痛腳，進而否定其宣示道德的根本資格。個人認為，這種進路是完全錯誤的。撇開一個人提倡的論述成立與否和該人本身怎樣其實無關這個「因人廢言」的邏輯謬誤，如果真是要以宗教團體或道德領袖的道德實踐判定其所宣示的道理是否可信，正如孟子所言著重點應在於其道德實踐或「推恩」的願心力度，而非倒數扣分式的「你還比我不道德」反道德競賽。孟子在與齊宣王的對話當中，就非常現實的指出，每人的道德關注其實大都只限於目視所及之處；換句話說，即是每個人的道德關心，都有有所不及的地方。如果只著眼於宗教團體或道德領袖所不及之處，就正如我挑出肉食者忽視盤中佳肴之殘酷一樣，雖然能夠向各人的道德光環潑墨，但對推進道德則毫無幫助。個人對基督宗教理解的其中一個重點，在於不自以為義，在看見別人眼中的刺時、時刻警醒自己眼中的樑木。人有限、而上帝無限，人知道自己有限、所以渴求上帝的無限，人有感上帝之國之完美、是以於地上之國努力實踐善行、以求近於上帝之國。或許我們終其一生，甚或直至時間盡頭，都不可能達致上帝的完美，然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僅以本文與同道共勉。

三姊妹

Mon, 14 Sep 2009 15:18:28 GMT

上月跟友人在牛棚藝術邨一道看的形體劇《三姊妹》，想不到有評論在今天刊登出來。應該是壓了很久的稿，但讀之腦中仍迅即喚起三姊妹的強烈印象，劇團的形體能量與演出威力可想而知。

演出當晚友人自邨外飛車趕來，我在場外等待時竟然突然下起大雨來。當時已經接近開場，我和另一位也是等人的男觀眾，還有恰巧游至此處的陳炳釗，三個男人擠在飲料小攤內避雨。陳炳釗自己其實打著傘子，會陪我們一起擠在小攤大概只是覺得我們兩個有些可憐…不過我和另一位的觀眾也不是多話的人，大家談了數句「您們在等人啊？」「小賣店也可以兼賣傘子唷！」之類的無聊話，陳炳釗就又游開了。

完場後和友人一起到旺角的咖啡店聊了一會，途中路經西洋菜街街頭藝人的表演。雖然對這些街頭藝人有些不公平，但我倆難免有些「不外如是」的感覺。表演前後在劇場內耳拾周邊交談，頗多觀眾應為舞蹈或劇場的業界人士。無論是何種職業，多作觀摩不斷改進都是不二法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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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浩〈給現實一個鬼臉──看日本舞團演《三姊妹》有感〉

信報 | 200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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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去前進進牛棚劇場看著名的日本Pappa Tarahumara（塔羅烏瑪拉部落）舞團演出的《三姊妹》。牛棚劇場是個座位不過百的小劇場，相對Pappa舞團的名氣，就顯得更「小」。不過，正如這次製作的策劃人鄭綺釵在場刊中所說，小劇場可以是資深創作人或新進創作人的創作搖籃，也可以是創作之目的地，讓創作人可以找到圓滿與成果。由此看，《三姊妹》可說是個上佳示範。

上一次看Pappa舞團的演出，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一九九六年榮念曾執導的《錄鬼簿》。在文化中心大劇院的舞台上，Pappa舞者的身體與聲音在舞台上游走的景象，至今未忘。記憶中其後他們曾來港演出，但自己卻因事錯過了。

追求聲音肢體極限

由小池博史成立的Pappa舞團，以追求聲音與肢體的極限聞名，這次演出改編契訶夫的《三姊妹》，小池博史將故事情節完全刪去，只抽取故事主題，即苦悶與理想生活的可「想像」而不可即來創作與呈現，把原來的故事濃縮成約一小時的演出，演員只有核心的三姊妹，故事背景也移到上世紀的日本鄉郊。

三位演員能量強勁

簡約的舞台只有三張椅子，一個洋娃娃，一支湯勺與數個汽球而已──懾住觀眾心神的是演員的聲音、形體動作與無窮的能量。演員各有不同面貌：長髮、嬌柔與女性化的新田真生，短髮的白井禎子對身體與性充滿好奇，形象較為中性的橋本禮，也是劇中最「敢言」的一個，許多歌詠似的獨白都是由她道出。

三位女演員，不僅能量強勁，全場狂奔，地上翻滾，以至勁舞連場，更厲害的是能夠全程演出，甚至謝幕時都保持狀態。在那小小的劇場空間，每個觀眾都能感受她們發放的能量，明或不明其所以的都會被她們攫住視線與心神。

間中「出場」的洋娃娃與湯勺，與不時出現的「我們做飯吧」台詞，叫人想到生兒育女與家庭主婦這些舊日（甚或今天？）社會對女性角色既定的看法，除了新田真生偶爾帶上花帽，挽小手袋一臉歡欣地出外漫步外，觀眾看到的和極少的對白提到的，就是做飯與睡覺，僅此而已。

但僅此而已的情節，她們卻以幅度極廣、極誇張甚至戲偶般的機械動作來表現那極端的情緒；音樂時而強勁時而幽怨，鬼魅似的或尖叫般的人聲甚至歌唱，彷彿鐵屋中的吶喊，與契訶夫原著內斂感情正好相反，Pappa舞團把一切放大，將情緒與能量都推至高點，身為觀眾的我們無法不感受到那種苦悶與厭煩。

演繹帶輕佻與不屑

然而演出並不沉重，身穿毫不吸引的純色裙，她們的演繹帶點輕佻與不屑──三人突如其來的張口伸舌表達對生活的不滿，叫人絕倒；而新田真生拿出電影《亂世佳人》經典劇照，慢慢把頭移向奇勒．基寶的頭像，與他親「吻」，以及白井禎子那恍如特技般的扭曲五官，諧謔中宣示了壓抑，都是一絕。

在契訶夫原著中，姊妹逃離現實生活的夢想出口是莫斯科；在Pappa的演出，夢想是撕脫那鬆身裙，擺脫那沉悶的生活──「最好有人來幫忙打掃」，穿上性感的緊身皮內衣，追尋自由與解放。在強勁的音樂節拍下，三位演員就在觀眾跟前，信心十足地擺上各種誘人性感的姿勢，這段性虐待表演般演出，大概是最明顯指涉日本的了，也是演出中最狂野的一段，那從壓抑到解脫到自信……然而，夢既不可即，到最後只能再次披上那裙子，繼續做飯與做夢。

無法逃離的現實，只能繼續這活死人般的生活。但是否該就此就範？──起碼，我們可以被這生活壓得頹然跌坐在椅上的同時，給這無法逃離的現實一個鬼臉！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Sat, 05 Sep 2009 21:48:33 GMT

A Brighter Summer Day

(楊德昌，台灣，1991，237分鐘)

我至今還留有十多年前第一次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印象。那是初中的一個暑假，老爸從影碟店租了一套多片的《牯》30厘米LD，由我從影碟店裡捧回家。在那不比我現在檯頭的電腦LCD Mon大上幾吋的電視機上，父子二人在不斷換碟的過程裡從下午的猛烈陽光看到晚上的地昏天黑。那時看過的劇情今日自然忘得一乾二淨：老實說一個初中生連國語也要靠著看字幕，對楊德昌這部四小時「史詩式巨獻」是完全無法理解。片子裡少年高壓下的燥動，沒有出路的憤慨，還有楊靜怡飾演的小明無垢但卻複雜的體態神情，都是在這次重看時才領略得到。然而對片中兩幫少年夜裡在殖民地風格的學校裡撻撻撻的狂奔互毆，小公園裡小個子的小貓維肖維妙的唱著貓王名曲"Are you lonesome tonight"，還有電影中小明和小四在學校保健室裡相遇的數幕，在是次十多年後的重看時，還是多次在腦海中浮起夾雜著濃烈鄉愁的預告。

近來認識了也很喜歡電影的Jovian，不斷強調和周遭觀眾一同觀影所共同凝造的觀影臨場感。如果以Jovian兄的觀影準則來看，今場在科學館上演全院滿座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觀影感，應值十分滿分。買票時未有留意到這場放映的是由馬田史高西斯主持的世界電影基金會出資的最新復修版，以致後來再約朋友時才發覺戲票原來早已售完。在這個「本港首映足本四小時接近完美數碼復修版」，場內應該都是喜歡看電影的朋友(包括完場時碰到的一位好同事)，還有來自前後左右以台式國語交談的聲音，都增添了在戲院一起觀影才能有的臨場感。片子放映時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話說片子放了不到三十分鐘，突然毫無預兆的畫面停掉燈光開放。座席上各觀眾自然臉露微笑竊竊私語，都在猜度放映室內的電影菲林是否燒掉了。在工作人員跑來跑去擾攘接近二十分鐘後，康文署的場地經理向大家解釋因為館內電力供應異常引致放映中斷，然後又在十多鐘後突然毫無預兆的恢復播放。這些充滿意外的臨場感，自然是只有跑到電影院看戲，才能感受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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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18年物是人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明報 2009.09.06

記不起第幾次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對上一次在戲院看《牯嶺街》應是10多年前，這些年來即使手邊有影碟，但沒有重頭到尾看一遍（4小時加上緩慢節奏，怎可能是DVD市場的寵兒？）。去年楊德昌回顧展錯過了，這次有幸看到修復後的拷貝。放映一開始就給迷住了，看著看著像進了時光隧道，不單是楊德昌成長的六○年代，也回到我們的九○年代。

那也是我們的美好年代吧，《牯嶺街》在1992年電影節率先跟香港影迷見面，同年還有奇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éronique ）。在影院看這兩部1991年的影片，是我們一代戲迷的共同經驗。1992年電影節的閉幕影片是徐克及嚴浩的《棋王》，今看某些作法已明日黃花，但他們把中、台兩本同名小說改編成香港電影，構思確很創新。影片以文革影像勾起港人八九後的恐共愁緒，另一面寫現代都市（台北）的拜金主意，反映香港面向兩個華人社會的百般滋味﹕面對前路迷茫，在時代關口徘徊，進退失據。

這時代心聲，何嘗不切合《牯嶺街》小四（張震）的處境？《牯嶺街》的故事設定在1960年，寫張震一家人在1949年因內地赤化跟隨國民政府遷台，10多年來生活在未知與惶恐之中。新環境的適應、求學就業諸事不順、省籍的矛盾、對故國的思念、突如其來的政治審問……電影開始時字幕交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的成長環境。」但環境卻跟他們過不去，平凡得像張震一家人，壞事情還是接二連三發生。楊德昌根據1961年一宗聳人聽聞的少年殺人案，改編成《牯嶺街殺人事件》。影片小心梳理出少年殺人事件的前文後理，使觀眾聽罷故事，對殺人案不再感到驚詫，明白事件跟時代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借六○年代寫前路迷茫

六○年代大概只是借題發揮，《牯嶺街》寫角色面對環境的進退兩難、乏力，令影片的矛盾放諸四海皆準，任何時代看都有很強的生命力。女主角小明（楊靜怡）是個不簡單女孩，她是影片的關鍵人物，但我們對她所知不多。她最後這樣為影片總結﹕「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

也許正是楊德昌電影好看、耐看的關鍵﹕他心思細密，洞悉世情；他從不過分樂觀或悲觀（冷不防他還是個冷面笑匠），生活無奈，很貼近我們理解的世界。《牯嶺街》沒有絕對的好人壞人，無論是恭謹的小四父親，街上的販夫走卒到黑道分子，各自有不同困惑。穿水手服的Honey哥不見其人先聞其聲，很冷峻但對小四十分關懷，一度是小四的崇拜對象，惟暗箭難防，結局橫屍街頭。小四最惱恨的山東，窮兇極惡又不可理喻；但當他被仇人斬至重傷，神經（倪淑君）抱著血泊的他呼天搶地，小四本想手刃雪恨，最後還是不忍心下手。

時代壓抑以殺人宣泄

電影開始時說小四及小貓王在片場混，小四偷了巨型手電筒。劇情上，這支電筒是他在晚間跟幫派混的必然道具，心理上，這也是他成長探索世界的象徵。他靠電筒的光在床上寫日記，也在夜間照出性與暴力﹕樹叢中的偷歡情侶，黑幫廝殺後的狼藉……小四後來不經意把手電筒遺落在片場，完璧歸趙。角色成長跟片場道具的趣味關係，一方面固然是楊德昌跟「電影」開的玩笑；同時這電筒的首尾呼應也說明了小四成長告終。時代及角色的壓抑無處渲泄，殺人便成定局。楊德昌電影不多，但最後幾乎都以血案結束。

這次重看《牯嶺街》，已修復的拷貝很光滑，幾乎沒花痕，但部分畫面卻出奇地黝黑，一些晚間及背光攝影的細節都不見了，看上去更陰霾、更壓抑。是的，故事背景是1960年陽光明媚的九月天（才發現這次在八月重看，比當年在電影節的時分更合），電影的英文名甚至叫「a brighter summer day」，但跟影片的鬱悶調子對比起來，「炎夏」、「陽光」及「brighter」這些字眼都有很強的諷刺意味。

與《阿飛正傳》分奪大獎

楊德昌也是六○年代建國中學的學生，電影故事的少年犯原型「茅武」，是他不同班的同學。楊本人跟角色小四一樣，也是祖籍廣東、生於上海、在台北長大的外省人（《牯》中小四的父母說上海話，父親更說廣東粗話）；加上影片中小貓王一角對機械及Elvis Presley的愛好，《牯嶺街》毫無疑問是楊德昌一部自傳影片。但好玩的是，幾乎產於同年，也同樣寫成長的六○年代，楊德昌的回憶很悲觀絕望；王家衛的《阿飛正傳》則很抽離很個人，兩部影片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值得一提，《牯》及《阿》在1991年的金馬獎同台競賽，結果分庭抗禮，《牯》得最佳劇情片，《阿》得最佳導演。

18年過去了，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同年誕生的小孩今天也已成年。電影也物是人非，楊導已仙遊，張震成了中港台合拍片的大明星，楊靜怡據說已嫁人並移民國外，金燕玲現在演電視劇《畢打自己人》（戲路之廣令人五體投地），《牯》裏頭一個跑龍套的角色舒國治成了港台炙手可熱的作家（他的專業本是電影）。牯嶺街當然早不是六○年代舊書攤、小販擺賣的盛况，戲裏的市集是在台南取景拍成的（不過好多年前我看了電影，也真的到過牯嶺街）。建國中學正門的紅樓仍在，但影片的校園場景其實是淡水的淡江中學（也曾慕名而至，極喜歡那校園）。淡江中學幾年前也給另一部影片看上，就是《不能說的秘密》。

網上一篇廣為流傳的《牯嶺街教育詩》寫得很好，裏面說「它是關於成長史的文獻」。「文獻」二字套用在長篇精製的《牯嶺街》身上，再準確不過了。這份文獻不獨是六○年代及楊德昌一代的，也屬於我們這些看著影片長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