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attle of Chile (Part I)

P. 古茲曼 1975 黑白 96分

<智利之戰>不是一套戲劇，它純粹是一套紀錄新聞片，但其震撼力絕不亞於<阿爾及爾之戰>及任何一套我所看過的政治電影。影片紀錄了1973年幾年間，智利政局動蕩不穩的局面，其間經歷了大選、國會彈劾總統 等幾件重要政治事件，在同時期亦發生了工會發動交通職工與礦工大罷工、學生罷課上街示威、各派別遊行示威與辯論 、左翼勢力與反動勢力的街頭鬥爭 等激烈的社會運動。雖然，影片的拍攝手法相當粗糙，攝影經常搖擺不定，亦缺乏完整的統劃。感覺上，影片是隨機拍攝而成的，甚至是一套私人製作的影片(因影片的原裝版本是16mm的菲林製作)。但觀眾所重視的只是影片內容，可以體諒當時與該國的製片水準不高。影片如實的表現了當年智利的時局、人民對政治之狂熱、國家利益與意識的矛盾。萬人空巷的遊行、黨派集會、工人罷工等波瀾壯闊的場面，深深感染了在場的各一位觀眾。而影片的最後一組鏡頭，全副武裝的軍警開進聖地牙哥巿區，執行戒嚴令，掃蕩眾集於首都街頭的群眾。本片的攝影師不服從軍官的命令，不肯停止拍攝活動。最後軍官竟罔顧人命地向攝影機方向開鎗，攝影師即時中彈身亡。在這一幕，攝影機成為了法西斯暴行的最有力罪證，亦成為了<智利之戰>最震撼人心的一個場面。

史丹尼五電影筆記  2001年2月9日

我大概是這個時期認識安的。我常帶她去晚會，我弄錯節拍時，她就會抓著我的手，表示要暫停一下。她稍微停頓後說：「來，再試一次。」放鬆後果然合上節拍。

我告訴她許多軍旅經驗，但略過在雲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發表長篇大論時，她靜靜聽著，我講完時她會說：「這已成過去。戰爭已經結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惱，原以為她會更熱衷些。

黃仁宇：《黃河青山》，上海篇

二０００年春，我的丈夫（馬克郁）身患絕症。我在絕望和希望中徘徊，他在掙扎和放棄中穿梭。二十載平淡夫妻，在這最後的歲月進入了痛絕空無之境。一年後，花正在飄落之際，丈夫最後拉了拉我的手，叫了聲「小愚」，倒在去醫院的路上。已數不清自已是第幾次接觸死亡，但這一次我深感天命之不可強求。

獨自歸家，我對著同樣落淚的小狗，生離死別，一時嘗盡。入夜，春風如絲，淚水如雨。一個孤立無援的我，已無法承受四面湧來的感情。

突然，有人敲門。張庚的夫人張瑋，素衣裹身，帶著白菊，站立在我面前。

我說：「這麼晚了，還來？」

她答：「是你的老師一定要我來的。」說罷，遞給我一封信。是張庚寫的，那上面歪歪扭扭寫滿了勸慰之語。張庚因患眼疾，連電視都已不能看了。這信，不知是怎樣寫的，又寫了多久？

後來，我得知：張庚下午聽到噩耗，十分難過。

張瑋寬慰他說：「詒和很緊強。」

張庚半糾正，半補充地說：「她還很重感情。」

章詒和：《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136-137

消失中的農曆新年

馬國明

　　農曆新年是傳統節日，但到了二十世紀，傳統還餘下多少生命？當然，大多數人仍然按照習慣，年晚大掃除、吃團年飯、行年宵市場；兒童們照常收到紅封包。表面上，農曆新年的傳統得到保存。但農曆新年，顧名思義是農村社會的風俗，搬到二十一世紀的大都會，必定產生各種微妙的變化。起碼「爆竹一聲除舊歲」這句話已不適用，現在的新年一樣是Silent night，在大城市的環境裏，燃放爆竹已是不合時宜。

蒼白而貶值

　　新年變得沉寂其實只是節日漸蒼白的寫照，節日原是一些特別的日子。節日的形成跟農村社會的時間觀念不能分割。農村社會的生活節拍完全要符合大自然的規律，因此不同的日子有不到的意義，某些事情必須在某些日子完成，其他時間不管用。大城市的生活節拍卻是按照商業活動而定，完全脫離大自然的規律。在大城市裏一天是二十四小時，不折不扣，很多活動都不分晝夜進行。一個大城市的活力更要視乎提供的夜生活是否多姿多采。慣了晝夜不分、四季如一的人而言，時間就只不過是度量衡的一種，本來並無特定意義。對於不能判別時間特定意義的人，節日也不會有任何意義。

　　新年前的新聞報道恰好表達了節日日漸貶值的事實。無論是電視台或報章，在新年前均集中報道過年前的市道，酒樓食肆和大型商場成了報道的焦點。當然，經歷了六、七年的市道不振、百業蕭條後，今年市道興旺，傳媒大幅報道是可以理解的，但副作用卻是把節日的意義和商業活動掛，彷彿市道興旺，過年才有意義；即是說，節日本身並無意義。

　　根據報道，過年前酒樓食肆生意興旺的一個原因是很多公司預訂酒席，跟員工一起吃團年飯。似乎，在大城市的環境裏，節日的商業化已是無可避免，但節日一旦商業化，傳統的氣息便會愈來愈薄弱。像團年飯，本來是家庭成員團聚一起，公司安排的團年飯用意當然是說公司上下好比一家人般。這種安排雖不致流於虛偽，但對飽受裁員、工序外判的工人階級而言，商業利益的立場跟傳統價值的巨大鴻溝不是一頓團年飯﹙即使是過萬元﹚就能消滅於無形，遇到經濟下滑，公司要緊縮開支，吃過團年飯的員工同樣要面對裁員的威脅。

年終人無休

　　其實在商業的影響下，現今過年時的市面氣氛已大不如前。今時今日，很多店舖都年終無休。以前，如果店舖過年時繼續營業，員工可獲雙倍酬勞。近年，由於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新年要照常工作的員工不一定可以得到額外的薪酬。這是為什愈來愈多店舖，包括大型的連鎖店，選擇年終無休的一大理由。不要以為新年期間很多店舖照常營業，市面熱鬧，新年的氣氛更濃烈；相反，隨愈多店舖照常營業，新年的氣氛正在漸漸減退。在農村社會裏，生活節拍一定要符合大自然的規律，農曆新年剛好在秋收和春耕之間，是一年之中難得可以休養生息的日子。搬到大城市裏，新年是唯一可以讓最低微的人，那些負責清潔和倒垃圾的人，也可以享受假期的日子。市面的店舖全部關門，在街上走不但不會顯得冷清，還會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氣息，這種氣息也是節日本身所附有的。相反，當市面上很多店舖照常營業時便跟平常的日子沒有兩樣，原有的節日氣息亦會消失於無形。試想，當很多店舖照常營業時，年糕、煎堆這些賀年食品便只有象徵的意義。但這些食品的出現其實是配合新年的特別日子。年糕、煎堆等賀年食品均可以存放一段較長時間，而且是預先煮好的食物，正好讓人在新年這段休養生息的日子享用。但滿街的店舖照常營業，高卡路里的賀年食品便只會被人棄置一旁，傳統的意義亦漸漸被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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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2005-02-14，城市筆記 

一九八七年，林振強在一間規模頗大的廣告公司當創作總監，我當時仍是佐丹奴的老闆。有天他與公司姓黃的總經理來找我開會，給我介紹一些廣告概念。整個會議都只有那位總經理在講，他一直呆坐一旁默不作聲。我覺得奇怪，為什麼廣告概念，不是由創作的人介紹？我忍不住打岔了他上司的說話，問了他一些問題，他才勉強地講兩句。從他說話的神情，我知道他是個不願意說話的人。他那兩句話，清楚明白、簡單直接、一針見血和到題，較他上司講了一大堆的介紹還強，令我馬上對這位木口木臉的呆子，打從心裡佩服起來。幾個月後，廣告活動完結了，有天他突然來電約我見面。大家約好下班後在我家碰頭，他坦言現時工作頗不愉快，我馬上請他轉來佐丹奴，跟我一齊合作，他一口答應。從那天起，我們一直合作到現在，由佐丹奴（直至九六年我賣了佐丹奴股權為止），香港《壹週刊》和《蘋果日報》，以至台灣《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的廣告創作，都是由他主理。他的創作，一直未停過給予我驚喜、新鮮感和衝擊性的啟發。我們的友誼，也不斷在這創作的循環中更新和演進。兩個不好相與，不大需要朋友，沒有情趣和嗜好，性格都非常內向和倔強，以及各有不同追求的人，竟成為了好朋友，對我來說是我這一生的奇蹟。這正如所有奇蹟一樣，均予人慶幸和感恩的感覺。林振強和我，本來就不應該是朋友，雖然我們年紀相若，但生性孤獨。他木獨、沉默寡言、避世；我非常自我、充滿成見、處處與人對抗、難相與和口不擇言，二人性格截然不同。我們都需要許多個人空間，很不喜歡跟別人混在一起。在熱鬧的場合，總覺得自己的空間擠進了外人，彷彿是赤裸裸地被人蹂躪。很難想像，這樣的兩個人可以成為好朋友。他不可能在一個團隊裡，與人合作共事，他是位徹頭徹尾的獨行創作者。他可以整天躲在斗室中工作，如無必要，絕不會出來跟人聊上一句話。他這幾年笑容多了許多，人也開朗了，但依然避世和沉默寡言。他默不作聲、黑口黑臉，猶如為了驅趕想要接近他的人。跟他說話，他會令你覺得你在侵犯他的私隱。他回答你的每一個字，都好像是硬硬的從他鼻子中，痛苦地抽拉出來。如果你不明白，他原來是個單純、善良和誠懇的人（我從未聽過他講過一句大話，就算是white lie式的敷衍說話都未聽過），你將不敢跟他接觸，共事更談不上了。儘管他是這樣，這許多年來找他寫歌填詞、創作廣告或寫文章的仍大不乏人，因為他的創作天分和才華，實在太吸引人了。他知道自己要生活，是逃也逃不掉世俗的囹圄。但面對世俗的糾纏，他顯然是痛苦的。幸好他有位很好的太太，和一個很好的家庭。他對家庭摯誠的疼愛，讓他精神和感受，得以昇華於庸俗的喧嘩，令他對塵世沒帶一點兒的苦澀，更可以讓他在愛的堡壘中，安心地投入創作的世界。隨孤獨而來的自我放逐與荒涼，加上與世隔絕的抽離和恐懼，促使他有股衝動，要透過作品緊扣住一片塵世的靈感和原動力。他一直有出世的寂寞和入世的委屈，在兩者邊緣間掙扎。從他的作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追求超脫世俗的慾望，並戰勝了他必須隨俗的委屈。他的文字造句和表達方式，脫離了傳統的軌道，自成一家。他情理的演繹，予人輕鬆和新鮮的感覺，更脫俗得恍如外星人現世的表現。他作品的獨特性，無疑是一種藝術。他曾經對我說，很慶幸有我這一位朋友，當時我無言以對。趁住今日為他的新書寫序，我也想對他說，我更慶幸有他這一位朋友。別人會當他是天才或鬼才，而他永遠都是我的朋友。

黎智英‧《壹周刊》專欄‧林振強死後一週

多年前，我為《明報》撰寫專欄，取「明月晚濤」作欄名。當時我正在《明報月刊》供職，有人以為欄名暗指月刊，其實不然。明月是我澳門祖屋的月亮，晚濤是澳門南灣長命橋的濤瀾。我童年就在澳門渡過，在濤聲裡，月光下。

一九五七年，我隨父母離開大陸投奔古家大屋，大屋已見失修剝落。祖父去世後，整棟屋只有我們一家四口和一位不嫁的姑母同住，更覺岑寂。那時候，每逢夏夜無事，我們會抬幾張帆布到園子裡張開，躺下來看天上明月皎皎，聽花間蟲聲唧唧。這是我一生和月亮最親近的日子。

古家大屋去南灣，走路不到十分鐘，南灣長命橋的波濤，在風伯指揮下，或低吟，或怒號，變化無定。那時候，我常和父母一起，走到橋盡頭海中央。橋的兩邊，總是散散落落坐著一雙雙情侶，向著晚濤相依說夢。現在，長橋早在填海工程裡湮沒，那些青年男女不是已化黃土，也都年屆古稀了，能實現當年夢想的，卻恐怕十無一二。我也算過來人，我該明白。

長命橋毀了，古家大屋今天變成百合大廈。不改的無非天邊明月，大海波濤。《明月晚濤》專欄欄斷斷續續由一九八九年寫到一九九三年，其間事都在月光下，濤聲裡化為烏有，但未必不值得記取。現在謹把舊作編次付梓，並附幾篇較長文字，也許還值得一讀。是為序

古德明

明月晚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