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facebook「將好戲量踢出旺角」的群組在文章見報翌日即告封閉，令事件的討論失去了一個活躍的平台，誠為可惜。比起將好戲量踢出旺角，我在文章中其實更想討論的是公共空間和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希望提出一個理論框架，將藝術工作者與其他公民都包納其中，讓大家可以在共同的框架內解決矛盾。引入「藝術執照」的概念，是嘗試建立藝術工作者於公共空間裡一個特別的位置，並在文中說明藝術工作者 (比起例如「趕路的行人」、傳銷人員等) 有著特別位置的理據。當然，認為藝術工作者有著在公共空間裡表演的必然權利的論者，會覺得以上「藝術執照」的嘗試是可笑的。但是在他們的框架下，藝術工作者將失去與其他公民的內建的交集關聯，效果是：一、藝術工作者容易流於自說自話，失去了公共空間是討論公共性議題的意義；二、絕對的權力會引來絕對的腐敗，缺乏制衡的公共空間使用權只會令公共空間招來無節制的濫用。沒有人是聖人，藝術工作者當然也不是；三、在框架內缺乏對話位置的其他公民，由於缺乏有效的話語作討論 (例如表演的公共性或藝術性)，就只餘下「暴力」式的理由驅逐濫用公共空間的藝術工作者 (此次「踢走好戲量」就是最佳的例子)。四、無法解決藝術工作者之間互相 爭奪公共空間的問題。將藝術工作者捧進其他公民不得干預的聖域，只會令藝術工作者脫離民眾、缺乏反思，不僅不能令「藝術走入生活」，甚至在藝術上也鼓勵了躲懶不作進步，這就是公共政策上常說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 / 「好心做壞事」。

下文為澳門日報的一篇評論。比起香港，澳門的文化其實更為蓬勃。作者踱沼以美學命名公共空間討論，自然比我文章內冷冰冰的語言為佳。有論者質問我文章中所述的「藝術執照」由誰發出、由誰決定收回，這些操作性的困難當然是有效的批評，但正如踱沼的文章末段所述，「"美學問題”或許只是個思考的起點」，我文中的框架也是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 — 當然也不只是一個起點，如果文章能令藝術工作者更願意與大眾交集，能夠走出自我劃定的圈圈，更加謙卑和自信的面對公民社會，那已是功德無量。其實公共空間中最簡單的操作，就是借用現成的公權力，但這當然不是我這種追求自由的人所願意。好戲量於是次討論中最令我失望的，不是他們的「藝術」，而是他們經常自覺或不自覺的運用他們經常抗議打壓他們的政府機器，去反制他們的「敵人」。劇團常借用建制裡的暴力機構 — 警察，去回應反對者的批評：例如被指阻街就說表演範圍是與警方商量後的結果 (而非與其他公共空間使用者的協調) ，被指表演強逼途人參與就反詰「為何他們不報警」。建基於政府權力、沒有公民社會支持的公共空間自由是脆弱而不穩定的，只有在強大而理性的公民社會支持下、開放平等的公共空間才能長久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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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迢〈問題美學〉
澳門日報  2008-09-01

“將好戲量踢出旺角”事件，引起了一些聲音，如“藝術不應該在街頭發生，應該有更適合的場地演出”，對藝術工作者而言，藝術與公共空間的問題，彷彿已不是問題，然而，每當有市民提出，做戲為甚麼不在劇場做？為甚麼要對平民百姓生活帶來影響？藝術家的回應，能不能如老生常談一樣從容。早前有報道說澳門表演場地不足，有藝術工作者提議開發更多戶外演出場地，看來都是從容地提出了建議，卻不見得可從容面對後續的問題，藝術的權利與行人的權利如何平衡，或在彼此協商下能包容不平衡；又，如何說服大，街道與行人的關係，除了消費或趕上班的空間外，還可以有更多可能性。而藝術╱劇場之所以介入公共空間，而不發生在劇院或美術館，絕不該只是場地不足的權宜之計，藝術介入公共空間要往藝術的公共性去思考，公共空間不是一個展演的補充場域，而是藝術╱演出的內容。

在多回應文章中，藝術工作者梁提出相對另類的觀點，她認為“表面上是倫理與政治，實質係美學問題”。所謂“美學問題”，不是爭論好戲量的演出好不好看或街頭藝術算不算藝術，而是將眼界放開點，巴士上的免費電視、街頭瘦身代言人的易拉架，通宵達旦的霓虹廣告（在澳門當然也包括娛樂場的外牆），這些都屬於城市空間中的美學問題，梁建議“重新訂定‘靚’係公共空間水平同底線”，我的理解是作為公共空間中的使用者，我們可包容些甚麼樣的“美”，不可包容些甚麼樣的“美”（或將自己不能包容的都視作醜）？而挑戰到大多數人對“美”的底線的“問題美學”，是不是就失去了它的存在意義？

“美學問題”或許只是個思考的起點，我們不能忽視的，還有製造或操作這些美學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接受與拒絕這些“美學”的意識形態。例如說牛房倉庫建築物外，常常因為置放了“絕不阻街”的藝術裝置而遭人投訴，反而娛樂場、酒店外牆的霓虹光對周遭環境所造成的光害，卻只聽見埋怨而沒有實際行動。我們說城市規劃、舊區重整，我們是不是就只有在那短短兩個月的諮詢期中才有參與的權利？

「好戲量」佔用行人專區事件 ── 談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

 方秋林   明報 2008-08-30

 

今年香港網絡界有兩件衝出網絡、走向社會的大事，一件是年初網民遊行抗議警方選擇性執法，一件是上周日網民走上旺角街頭與霸佔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多年的劇團「好戲量」論爭公共空間使用權。網民遊行容或有政黨組織協助，針對「好戲量」的抗議，則純粹由網民自發。

 

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近銀行中心的一段，長期為劇團「好戲量」佔用上演街頭劇。近年「好戲量」的佔用範圍不斷擴大，僅表演範圍就橫亙三分之二路面，加上圍觀者及被阻塞的路人，往往做成行人難以通過「行人專用區」的諷刺情形。

 

有網民於8 月20 日在網絡社群Facebook 上建立「將好戲量踢出旺角」的群組，僅3 日就有上萬人參加。「好戲量」主腦楊秉基於8 月24 日迅即在佔用的西洋菜街舉辦一場「討論會」，還請來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曾德平和社運分子何來等參與討論。當日有數十名網民親赴「好戲量」這場鴻門宴，並發起「正視藝術、不要好戲量擾民」的簽名運動，在烈日下與楊秉基等馬拉松式討論了近5個小時。

 

網民不滿「好戲量」劇團主要有數點：一、阻礙市民通過西洋菜街；二、高度騷擾性和強迫觀眾參與劇場表演；三、私自劃定獨佔的表演範圍，並驅逐進入範圍的其他使用者（由寬頻推銷員、義工攤位，以至其他表演者）；四、以藝術之名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將批評者抹黑成打壓藝術；五、在場內進行非演出活動，例如售賣T等。在8.24 的討論會上，楊秉基的迴避態度並不能平息反對者不滿，網民對「好戲量」團員騷擾簽名活動更是嘩然。事件繼續在網上發酵，截至8 月27 日，參加Facebook 反對「好戲量」群組的人數已經超過19,000 人。

 

 

公共空間活動需公民社會授權

「好戲量」及其支持者（包括曾德平、邵家瑧等學者文化人）在討論會以至其後發表的文章，不斷以「好戲量」「從事藝術行為」為道德制高點，合理化「好戲量」的問題行為。楊秉基在討論中不斷強調自己有「權」，能在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內進行他們喜歡的「藝術活動」，不受其他人質疑。他們都忽視了在公共空間進行藝術活動其實需要得到公民社會的授權。公共空間並非某團體可以獨佔的私產，而是公民社會的所有公民所共有。藝術工作者只是公民社會的其中一分子，並非公共空間裏的王，沒有便宜行事的免死金牌。

 

不過一個發展到相當程度的公民社會對藝術工作者有一種容忍，讓藝術工作者做一些平常對一般人不會容忍的事情，亦即所謂的「藝術執照」（artistic licence）。藝術工作者要行使他們的「藝術執照」，需要向公民社會證明他們的藝術性，和對公民社會的價值。當然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對藝術的定義相當寬廣和包容，無論是民間傳統藝術也好、行為藝術也好，雖然未必所有人都認同他們的藝術價值，但都傾向接受為藝術的其中一種方式，而給予相當的「藝術執照」。然而當這類「藝術工作者」的藝術性存疑、又對其他公共空間的使用者造成阻礙時，公民社會自然有權取消給予他們的「藝術執照」——原則上，其實只要招致公民社會相當的討厭，令他們決定收回「藝術執照」時，他們就應該執包袱走人；正如擔任公職的政客在失去選民的支持後，就不能戀棧權位，需要離開政治舞台。

 

無論是「好戲量」還是學者文化人，其實都不必將「好戲量」在旺角的存在看得太重要。沒有「好戲量」，西洋菜街上還有其他默劇、魔術、音樂的表演者，還有法輪功。公共空間不會因為沒有「好戲量」而消失，甚至會因為一個長期佔用大量空間的團體退出，釋放出更多空間讓更多表演者發聲。網民並不反對西洋菜街上的其他表演者，對法輪功的人體解剖也沒什麼意見，只反「好戲量」，其實已經充分說明問題。楊秉基與「好戲量」在西洋菜街上演同樣戲碼已有5 年，比一屆美國總統任期還要長，一個真正企在前線、創意澎湃的劇團絕不能忍受自己5 年來原地踏步毫無寸進，「好戲量」是否應該借此退下來、反思自己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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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的定義：香港一般有關「公共空間」的討論，其定義跟哈貝馬斯純話語的 Öffentlichkeit / Public Sphere (也有譯為「公共空間」、一譯「公共領域」)不同，而接近於一種實體的公民共用空間 (Public Space)。在哈貝馬斯的Public Sphere中，法國的咖啡廳 (當然是私人營業的)是形成Public Sphere的重要地方，但在香港「公共空間」的討論中，時代廣場租借地下予星巴克卻是萬惡不赦的侵佔「公共空間」的行為。

很久沒看母校中文話劇社 (中劇) 的演出了，劇社不知隔了多少代的師弟在facebook裡邀請，橫豎閒來無事，便買票入場。中劇還是中劇，一如以往的在細節上常有奇趣，這也是典型拔萃仔的本色；但也一如以往，劇作在帶出主題思想方面流於做作和粗淺，不大有說服力，但中學生的製作我們也不能苛求甚麼吧，更何況這也甚至是本港主流劇團的通病。不過比較起我那年代的中劇，現時的師弟們似乎更勇於在劇中加入訊息，更想在劇中向觀眾述說自己的立場，以致在劇中花了相當長的篇幅去說教。嚴格點來說，《龍》劇自中場休息以後的劇情可以全部刪去，一些表達訊息的手法更是相當令人側目 (例如在開頭與結尾安排一位女角獨自用了近十分鐘時間向觀眾不斷尋問「我的回憶在哪裡 / 可否給我歸還回憶」，不過這類毛骨悚然的「劇場表達方式」在本港某些劇團也異常流行)。可能因為《龍》劇裡談的是本人也相當熟悉的舊區保育及集體回憶 (以至 lolita?) 議題 ，我會用較嚴苛的目光去審視。導演在場刊裡提及他們是在廟街的「美都餐室」裡構思出劇中的場景 —— 親切街坊的「龍利民茶餐廳」。我家恰巧就在美都附近，在一個不設早餐茶餐、一客絕對不足以飽腹的焗排骨飯也要賣近五十元的『懷舊冰室』，導演能從中得到幾多真實的街坊感情也就可想而知 (導演如要取材，其實可稍移玉步到佐敦白加士街的「澳洲牛奶公司」，那裡效率和態度都非常港式的伙記當可給導演更多的靈感)。直資以後的拔萃富貴了，竟然可以找到一名參演成員是出世16年來也未去過茶餐廳的 (甚至將此寫入劇中)，可惜他們所捕捉的「美都餐室」式集體回憶大概是一種小資的想像，是富起來的人對他們記憶或想像中的庶民性的一種投射。在這點而言，《龍》劇大概也在一個相當諷刺的意義下反映出近年保育及集體回憶論述的實況：賊過興兵的天星小輪「保衛戰」、以殖民皇權幽靈支撐的皇后碼頭「本土精神」、消費掛帥不被原區居民支持的波鞋街「保育」，在在顯示出所謂的文化保育其實都只是些想像式的建構。正如保護維港運動，這類無根的保育運動非但不能對抗政府及大財團對本土精神的侵蝕，反而只會模糊和遮蓋真正有價值的集體回憶，甚至給予財團及利益團體多一個工具，扭曲、消費港人感情自肥。

明報編輯不久前看過木村拓哉今季主演的、以政治為主題的日劇《CHANGE》後，向友人誘稿；友人知我有看，於是又向我誘稿。不大喜歡《CHANGE》的我在MSN上與友人說了幾點感想，想不到友人將這些感想納入他文章當中、幾日後傳來稿件著我給些意見。我為文章作了點修改潤飾，其實也算不上是合撰者，但友人很客氣的在發文時加上了我的名字。文章抱歉的寫得不太好 —— 看這裡的很多是舊文友了，大概能夠認得出我寫的部份 (基本上文字通暢的都是友人的文字，讀起來奇奇怪怪的就是我寫的了)。原來預期稿件還會傳回來讓我再修正一次的，不過無論如何寫不好的責任當然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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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8.08.14
張彧暋、方秋林〈CHANGE？選舉所為何事？〉

選舉逼近，除了候選人，媒體記者、評論人、政治學者也紛紛出籠。可是，評論人分析選舉，對我們有何意義呢？梁啟智在7 月12 日就在本版寫了篇〈當政情版變成娛樂版〉，有趣地點出本地政治新聞娛樂化的問題。

筆者未必同意他認為談論政治必須提升到理念的層次。我們不能否定，選舉無可避免有祭典的成分，大家拉票投票搞氣氛，其實相當好玩。民主從希臘以來就是社會共同體的祭典，讓大家感覺在一起的節日，偶然為一，亦無不可。

可是，我相當同意梁君所說，政治不只是化妝、選舉不該全是真人Show、政論不應是衣裝品味的借喻諷刺。我同意選舉有嘉年華的意味，卻絕對不敢苟同選舉書展化、娛樂圈化。我們追求有氣氛的選舉，但不代表選舉就只是氣氛。借用一位網友littleho 對筆者早前動漫節評論的回應：「沒有『氣氛』，對現在香港人來說，是一種罪惡。沉悶該萬死，內涵即作嘔。結果在這『氣氛』為上的膚淺儀式主義下，衍生出類似掌門人主持的『氣氛搞手』來。他們出現在婚宴中，在旅行團的旅遊巴上，以及很不幸地出現在許多青少年團契之中，他們成為『氣氛禮祭』中的『祭司』，專門施展法術叫人嘖嘖稱奇，然後心安理得、心滿意足地，感覺充實地離開，下次又再自動地歸來，再一次追求『氣氛』所帶給人夢幻的感覺。」

政治語言只要小五都明白？

除了「政情版變成娛樂版」的問題，另外一個政論傾向是將政治問題講成是街坊都能明白。近期木村拓哉主演年輕首相的日本劇集的失敗，可作反面教材。劇中木村經常掛在口邊的「能讓小學五年級也明白的政治」的口號，本來用意良好：如果政治家和傳媒都能將複雜的政策討論與政治理念，用心而有技巧的解釋得令，就算只有小學五年級程度的人民都明白，從而令他們也能加入討論參與決策，實現全民政治，那是一種何等的美事！

可惜編劇很快就將以上口號迅速民粹化，藉醜化資深政治人物，將稍為深層次的政治討論都抹黑成為「假的」、「用來唬嚇欺騙市民」，甚至用以扳倒木村的政治陰謀：對於編劇來說，寫一個民粹式「拒絕理解（複雜）政治」的故事，自然遠遠比要創造一個合理可行的創新政治認知溝通平台來得容易。

編劇將木村這個嚴重超齡的政治小學五年級生描繪成被污穢狡猾的政客包圍設計的，真正了解、關心老百姓的、老實的政治異類，與其說是「CHANGE」，不如說是複製一般老百姓於代議政治體制下的異化感覺的自。木村被劇中寺尾聰飾演的政壇老手不斷擺弄操控，也充分複製了自以為老實無辜的老百姓們常常覺得被政客愚弄出賣、卻又不斷訴說無力改變現狀的無奈的代入情景。從木村的前任首相因性醜聞辭職，到木村因內閣閣員受賄而辭職，結果木村在50 天的首相任內什麼也沒有改變，政治家的前途仍然只是取決於非政治性的個人道德，而不是施政的的好壞或任何政策或政治理念的選擇，於此木村的政治改革是失敗的。

不了解政治、亦不想了解政治，以為只要「持身清白」、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就能以庶民的道德觀解決一切政治難題，並將所有失敗的責任推向「腐敗」政客的阻撓，如此自欺欺人的論調，自然無法於精神和知識上武裝起國民以建立真正的國民政治。如果日本人民在看完《CHANGE》後感動萬分，真的根據木村的構想去改造日本政治體制，結果將會是進一步鞏固密室政治，讓那些真正了解政治的精英、官僚和利益集團更容易愚弄維持「小學五年級」程度的國民，更容易操弄國家大事。

筆者十分尊重街坊，我甚至相當肯定街坊智慧比大部分社會科學分析更加有用、更接近真理。可是，政治家就是處理現代政治儀式的專家，不是小學五年級就能明白。法律、預算案、議案需要專門知識不用說，其實連搞地區街坊聯誼、衝擊示威、面對傳媒，都是一種高度專門的技術。議員要處理現代政治制度的各種儀式，懂得如何跟政府打交道，因此街坊需要他們的幫忙。議員應該比常人能多想幾步、更全面地了解複雜的社會，又能有責任用街坊都能明白的語言溝通。這個社會如果真有傻瓜參與連陳方安生也說難頂的議會工作政治，替街坊謀福祉，這樣的議員應該受到尊重——起碼比以無視民意分數自滿（！）的特區領導及其毫無章法所選出來的班子要高崇很多倍。

自覺的關心、成熟的公民

《CHANGE》在日本一致劣評，據說連木村也曾對劇本的差勁大發脾氣，證明日本國民的政治水平似乎還未低至小學五年生的程度。其實現代成熟民主國家的國民都很理性，自知沒興趣好像奴隸制的雅典或羅馬般實行全民參與政治，於是大部分人只能當一個「監察者」，定期的在選舉時關心一下政治，選出似乎能最有效代表自己的專業政治代理人。

代議制可能依然是個神話，但無可否認選舉就是一般政治冷感的國民參與政治的替代制度。選舉儀式的最大與唯一功能，不是希望正面改變什麼，而只是希望把被權力腐化的人常規地換走。我們大概不會如劇中的木村般天真，認為自己的一票能起什麼驚天動地的「CHANGE」，不過只要抱持對自己的一票負責的、對自己實行「監察者」的角色的充分自覺，以及相應這份自覺的政治關心，我們其實已經合資格為成熟的「公民」，符合行使現代社會中、所有公民政治權利的條件。

中學在旺角，西洋菜街的二樓書店群離學校不到十分鐘步程。午飯時常上書局消磨飯後時間，養成現在仍常逛書店的習慣。二樓書店由九十年代的學生書店時期，到世紀初愉林等帶起的台式精品化大盛期，到近數年的大量結業逼遷到五六七樓的「高昇期」，我是親眼見證目睹的。

香港的閱讀、以至文化界的洋洋奇觀，可從以下三個「鬼故事」略窺一二：一、書展年年加展費、賺大錢、刷新入場數字，但卻沒有甚麼像樣的文化閱讀活動、香港這個城市的閱讀風氣仍然是冷得可以；二、 工具書長佔「暢銷書」前列，而所謂「暢銷書」其實竟然只是賣了數百本 ；三、書市佔有率過半三位一體 (三聯商務中華)的「書閥」 總裁，於某報章的訪問中嘆息要常常到旗艦店巡場指示店長選書擺書，原因不為其他而是店長待遇不高、留不住大學生。

或許比以上鬼故事更容易理解的，是讀書在香港確實是十分寂寞的事，而文化在香港的社交圈子裡，只會是障礙而不是幫助，尤其在現時充斥著類 / 偽文化的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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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電台推出不少奧運有關的節目，連早前的電視節目《閱讀解碼》也介紹與奧運有關的書籍，為聖火傳遞說項。另一方面，這個推廣閱讀的節目緊貼時事，如四川地震後專題書介便以天災為題；就連吳宇森大片《赤壁》中為美女而興兵的曹操也有提及。在《赤壁》中扮演反派第一號的張豐毅在宣傳活動時曾表示，很喜歡曹操這個角色，因為他允文允武、雄才大略、又有很多女人云云。像張豐毅那樣經歷過「批林批孔」運動的一代，很自然會認同當時被捧為「法家」代表人物的曹操，對曹阿瞞的理解明顯和看《三國演義》長大的一群有所不同。因為正史、野史和文藝寫作方向的不同，曹操這個人物出現了多個不同的面相。關於這一點，當代香港的毛遂，曾班子的幕僚劉細良在《閱讀解碼》之中亦長篇大論一番。

兩任幕僚大不同

正在有線電視重播的第二輯《閱讀解碼》有一個「打開書櫃」的環節，每集請來一位嘉賓談書，包括程翔、練乙錚、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林燕妮、劉偉強、劉細良、健吾、高行健和曾俊華等。訪問劉細良的那集，主題圍繞他大學主修的歷史打轉。劉先生談到傳統的歷史著作，指「中國的歷史太正經，希望人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他覺得「讀得太多，人會愈愚蠢」。所以他喜歡讀的是歷史小說。劉細良舉了兩位他認為被正史低估，而歷史小說則為其平反的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近來被吳宇森再創造的曹操。根據劉細良所講，因為史家視蜀漢為正統，所以貶抑曹操，抬高劉備。實情是，這個例子是劉細良所講現象的最大反例，正史如《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鑑》等，一般視曹操為魏蜀吳三國君主之中最高者，而大事貶抑抹黑曹操的反而是《三國演義》這類小說戲文，不知講者是否真的不讀正史，所以有了這個誤會。

劉細良又借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強調道德判斷之外，評價歷史、政治，更應由技術、數目字管理等層面出發。黃仁宇的說法是要跳出傳統中國史學的套路，從所謂「大歷史」角度看治亂興衰。只是，像香港這樣一個早已是過度數目字管理的政府，由一個中央決策層的謀士出來說不用講道德，要緊的是有效率的管治，就未免令聽者想到「打好呢份工，但係點為之好？」這樣的疑問。

有趣的是，《閱讀解碼》另一位嘉賓練乙錚，之前和劉一樣身為中央政策組成員，而且是真正精通數目字管理實務的經濟學家，卻在節目中向曾蔭權推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和《士與中國文化》這樣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政治理想的書。而練乙錚在節目中提到當時在體制內反對政府操控民調的那段日子，正是劉細良和才子在電台大談「屎片博士」妙用之際，兩相比較，耐人尋味。

十集《閱讀解碼》，不乏重量級的作家如高行健，或是話題人物如程翔接受訪問，但也有一些令人大惑不解的受訪者，像劉偉強這樣一開始就「坦然自少只愛影像，不愛看書」的電影人，又或以日本文化研究招徠的健吾這種潮人的訪問，編導是否以為重影象，或是以日本文化包裝，能夠吸引不愛書的年輕人？平日在專欄文字對「莎士比亞不是莎士比亞」這樣的西洋文學ＡＢＣ也大驚小怪的健吾，以煞有介事的口吻引用一個又一個作家和老師的說法，就連對「一代不如一代」的回應，也要引用中學老師說「我們一定比孔子優勝，因為孔子不懂代數和英文。」這樣偷換概念的歪理。除了貶抑香港的種種，看不到一點個人意見，實在是有點令人失望。

當然，一個訪問能否擦出火花，除了被訪者，還要看訪問者的功力。在《閱讀解碼》中，兩位於大學任教的主持人，大多數時間只是唯唯諾諾地任由被訪者發揮，既沒有較為深入的問題，對受訪者明顯的謬論也沒有回應，像「曹操被正史貶抑」這種連中學生也能分辯的歪說，也若無其事的廣播出去，實在是反教育。而編導大張旗鼓前往美國訪問《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的作者米奇艾爾邦，卻盡問一些作者簡介、前言性質的題目，實在是浪費了大好機會。這到底是編導們低估觀眾的水平，還是個人修養所限？

推廣流行

除了個人專訪性質的「打開書櫃」，整個節目還有專題書介和尋書店兩個環節。其中專題書介部分最能夠可以看到編導們對書本的認識，可惜十集書介，包括財經書、愛情小說、奧運、寵物、地震、中國威脅論等等，更多關注的是話題性、流行度，而非通過書本的介紹提升觀眾的思考。像第一集介紹財經書時，主持人取笑寫作《資本論》的馬克思一生累積不到資本，反而是投身金融市場的索羅斯能夠以賺到資金來推動民主政治云云。背後的理念，完全是精叻香港人搵銀至上的思維。而談愛情小說則從租書店主的角度出發，不脫流行少女童話的角度，完全無法提供較高層次的理解。看這些書介，更多像是逛街邊書種單一的流行書店。

這個印象也適用於「尋書店」一節，編導們帶觀眾到一間又一間書店，但很多時候是介紹書店包裝的主題或裝潢，對於書店最大的賣點─「書種」卻輕輕帶過，感覺像是一個平日少進書店的路人在勉強談書。令人不明白的是，就算編導不知道神州書店不是本地第一家二手書店，研究本地文學的主持人總應該清楚，為何這樣的對白也能夠說得出？文教節目不是應該首重資料的準確嗎？

馬〈書到用時〉
信報 2008.8.9

高野死掉了，因為一個荒謬的原因。因為死得太荒謬了，高野的女朋友千夏直到守夜的那天，仍然感覺不到高野已經死去的真實感。於是，儘管高野的父親掛電話來，高野的妹妹掛電話來，千夏仍然留在家中，沒有到高野家為高野守靈。於是，高野的鬼魂走到千夏的家，走進千夏的夢中和千夏再會。

高野和千夏在睡夢中一一重訪高野生前和千夏一起到過的地方。時間不夠了、不能夠再睡下去了，千夏就起床，走進廚房嗑幾粒安眠藥，然後又再跌跌撞撞的倒回床裡睡去。在持續了不知多少小時的夢境，高野最後溫柔的跟千夏說：

高野：「千夏。我們要見面的話，甚麼時候也行，在以後的夢裡。但是，千夏，你要醒醒啊！你啊，要吃上真正的飯，要搭上真正的電車，要洗上真正的澡啊。因為，我雖然已經死掉，但是千夏你還是活著的啊！」

千夏：「我不懂你為甚麼要說這樣的話。一直在一起，你會感到麻煩嗎？」

高野：「不是這樣的…… 我已經死了，只要有時在夢裡和千夏相見，也就足夠了。我說的東西，你都明白嗎？」

千夏不說話，只擺弄髮梢。

高野：「喜歡上別人也沒關係啊。」

「沒有可能！」千夏立時叫嚷。

高野笑了笑：「嗯。有少許……高興啦。」

千夏也笑起上來。屋外響起救護車的警笛聲，從遠到近。

蒼井優‧四個謊言 1 - 2
(劇本‧構思：高田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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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難料，尤其是天意。早兩天買票時，雖然已經知道有熱帶氣旋，但當時的評估掛8號風球的機會還是很微，所以仍然決定購票。8月6日凌晨3時許，公司打電話來說會掛8號，之後在公司忙了一整天，一直到下午5時15分才除下8號風球。放工的一刻還以為演奏會泡湯了，還好打通了文化中心的電話，詢問的結果是演奏如常。畢竟，相對於職業樂團，這類每年組成只在暑假期間排練演出的非經常性樂團，少演一場可能就會出現大赤字，所以只要有一絲希望還是抓緊機會堅持演出的。

樂團上半場的曲目是巴伯的第二管弦樂隨筆及為大提琴手維勒斯坦伴奏艾爾加的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可能因為排練不足及對樂曲的了解不夠，奏得相當平板乏力。雖然指揮龐信的動作相當卡通化的跨張，然而樂團奏出的巴伯還是沒有任何色彩。樂團在緊接著的艾爾加表現更弱。獨奏者維勒斯坦感情相當豐富，令樂團更加相形見拙。樂團完全不能回應維勒斯坦熱情的琴音，感覺好像在大氣層的另一端遙距隔空演奏著似的，存在感非常薄弱。

然而樂團下半場給我的印象完全改觀。原本就是短時間湊合、以訓練為主要目的的青年樂團，觀眾對他們的期待不會太高。我買票進場時，也是以聽學生樂團的心態買飛，而事實上樂團上半場的表現也如同我在中學時聽校內樂團的表演 (在一種奇怪的意義下、感覺相當令人懷念) 。不過下半場樂團奏普羅哥菲夫的羅密歐與茱莉葉卻是相當不錯，激情與興奮揚溢，與上半場判若兩團。完場時加奏的跑馬歌更是火花四濺，台下觀眾聽得采聲四起，氣氛相當不錯。如此兩極的表現，個人推想大概因為下半場的樂曲主題年青人較易掌握，畢竟羅密歐與茱莉葉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容易引起共嗚，排練時也能夠較為熱心吧。今日樂團其實還排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和蕭斯塔高維契的第五交響樂，雖然我是一定不會進場的了 (門票其實頗貴) ，不過對樂團究竟能夠掌握樂曲多少，頗為感到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