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n't it good, Norwegian Wood?

電影裡的屋子好漂亮，打開門就是樹林
如果能夠有間電影裡的屋子，多好。

我畢業於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三年，相信現時十歲以上的香港人都會知道，那是個怎樣倒霉的年頭。更何況，我主修的科目，叫做「政治與公共行政」。我永遠也會清楚記得，那年我和我同系同屆同是畢業年的同學，在中大UC多媒體圖書館內、一同收看董建華在施政報告裡史無前例的宣佈政府無限期暫停招聘公務員。我和我同屆、還有上三屆和下三屆的同學，在其後的三四年捱了無數份月薪一萬元以下的工作，不少還因此永遠要在履歷上刻上一段高學歷雙失的空白。那時候我們開過一個笑話，說真後悔在98年會考後不是立刻出來工作，而是繼續讀預科、讀大學。要是當年不讀書跑去當個政府文書助理，月入一定比那時的我們強，而且退休還有長俸哩。

深深同意林行止下文所言。比窮比爛是沒有意義的，認真地概嘆「點解阿媽唔生早我十年」或「點解我老竇唔係李嘉誠」的人，都是些大傻瓜。與其怨艾生不逢時，不如嘗試改變現狀，為自己、還有下一代，創造更理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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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漁火偷渡客 江上數峰青 〉

對筆者來說，今年是值得一記的年頭。

五十年前初冬某日，筆者與約十名素未謀面卻在澳門客棧相處了幾天的潮汕同鄉，乘搭漁船偷渡來港，剛入香港水域，我們便過船改乘不是機動的舢舨，擠進由防水膠布遮蓋僅可容身的「船艙」，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成為一班不折不扣的「偷渡客」。同路人膝蓋對膝蓋，其初仍有說有笑，風浪一起，小船顛簸甚劇，有人嘔吐大作，密不透風的「船艙」頓時瀰漫中人欲嘔的氣味，「難民」掩鼻不語者有之、出口罵人者有之，當然亦有人「施以援手」、遞巾施藥……。這便是當年偷渡客「屈蛇」（其實更像罐頭「沙甸魚」）的實況。

當時隨船「運貨」（包送偷渡客的「蛇頭」早已與「貨主」〔偷渡客家人〕洽妥價錢─「貨物」送抵家門便一手交「貨」一手收錢〔ＣＯＤ〕；當時筆者「成功抵達家門」的價錢是三百港元）的青年，約莫三十多歲，他站在船尾順流「搖櫓」，「款乃」有聲，而小船隨波逐浪，慢慢「飄」進維多利亞港；這名「船主」不斷警告我們切勿張聲，又說了一些可能是「安定民心」的話，但究竟說了什麼，我們這班潮汕老鄉口呆目瞪，不明所以。

偷渡船進港時大概是晚上十時左右，海面一片漆黑而太平山燈火閃爍，我們之中只有不知好歹的筆者膽敢探頭張望；便在眾人企盼靠岸登陸興奮莫名之際，突聞一聲微響，原來偷渡船撞向一艘停機熄火誘捕偷渡客的水警輪；兩船相碰，水警船馬上亮燈—探射燈的強光使我們這班匿藏「船艙」的人亦知大事不妙，說時遲那時快，那個相信見慣這種場面的「運貨」水手，撲通跳進海裏潛逃無蹤，艙中人成了甕中，全部被帶上水警輪；此時眾人才第一次看到滿山燈色—其實只是昏黃燈火，可是由於來自更黑暗的世界，便覺對比強烈。

一班偷渡客全不會廣州話（筆者在汕頭就讀的是「廣州旅汕小學」，有如此間以普通話教學的「蘇浙小學」，「旅汕小學」的「官方語言」是廣府話，可是「畢業」多年〔未完成小學課程便因「解放」而綴學〕，早已退化至略聽得懂而絕不會講的水平），如今回想，當時的情況真夠狼狽。出乎意外的是，水警們竟然出奇友善，登上水警輪後，其初大家惶恐不安的情緒一掃而空，雖然無法溝通，但水警竟然請我們吃稍後才知其名的菠蘿包！香港紀律部隊，後來了解，特別是從曾當電視台前記者並多次採訪翻山越嶺而來「非法入境者」的內子口中，知道在六、七十年代對偷渡客非常仁慈，這是當年港人對大陸難民普遍抱有同情心，體現了阿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人有惻隱之心的論斷。除了供應茶水包點—這可能是水警夜宵的食物—水警們大概還說了些叫我們不必驚惶之類的安慰語，面對近十名面有菜色有口不能言的偷渡客，當年尚未冠上「皇家」標誌的香港警察，給筆者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

我們名義上被捕（當然沒留「案底」，往後才能順利領取「身份證」），但除了辦理一點登記手續外，實際上和今日「鴨仔團」的遊客分別不大。當晚我們被「囚」於何處，現在已想不起來，只記得第二天整隊人（也許還加上在其他地方捕捉的偷渡客）被送往漆咸道已為英軍棄用的軍營—在漆咸道天主教堂對面，如今已成為尖東的一部分─「獄警」雖不能說和善可親，但當年官方人員視內地非法入境者為可憐蟲，因此並無穢語粗言遑論拳腳交加。我們入營後列隊自取床板、一條毛氈及盥洗用具（好像一條洗臉巾及一個搪瓷杯，肯定沒有肥皂和牙膏）；身無長物（空手在澳門上船）的我們，和衣睡在排排鋪在地下的床板，三餐吃了什麼已不復憶，總之是「皇家飯」，一切由香港納稅人免費供應！難民一上岸便受「皇恩浩蕩」之惠，這是殖民者最成功處。

在漆咸道軍營期間，不少在港親友有「門路」的「難民」被家人接走，家母曾親來「探監」，可惜費盡唇舌仍不能把筆者帶走，這與無錢賄賂「有關當局」或無法請「有力人士」出面擔保絕對有關。「你的公僕」對窮光蛋可以大發善心，然而不會放過任何他們可以榨取金錢的機會，這是筆者落入港英手裏數天的經驗教訓。無論如何，我們被「囚」三天後，由囚車送往港澳碼頭，乘「大船」（名字已忘）遣回「來源地」澳門（依稀記得船上每人獲派一碗叉燒飯），我們是從潮汕經廣州偷渡到澳門，而澳門當時似乎是門戶洞開，任何人都可自由去來。我們在澳門客棧再小住數天，由於可以自由活動，看管的人借五港元給筆者，厲言說到家以後必須歸還（後來才知道那是循家母要求給我的使用；家母時任堅道青年會中學教師，「信用」似乎沒甚問題）—筆者偷渡到港時是負資產五元—看的第一部電影是鍾歌蓮絲主演的《金字塔血淚史》（一位好朋友最近購贈此ＤＶＤ，供筆者懷舊）！大概又在澳門耽了三四天，重複此前偷渡路線，在風高浪急的黑夜，這一次成功在西環靠岸登陸……。

以後的「故事」，和數以十萬計經濟難民（於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前後至七十年代初期來港）相彷彿，他們的「奮鬥史」，大家通過這數十年冷熱傳媒的介紹，早已瞭然，本無可寫；不過，由於讀到十五日「三十會」龔耀輝的〈三十幾歲，真『大鑊』〉一文，有幾點想法，可供啣銀匙（即使出身徙置區，比起身無長物的偷渡客，仍是人上人）出世的世代參詳。

近年連續寫了三本榜首暢銷書的美國作家格力威的新書，筆者試譯為《表表者之勤有功》（Malcolm Gladwell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顧名思義，內容不乏痛下苦功始有所成的大小實例，努力耕耘，看來是古今中外大多公認的成功基本功。現在的問題是，假設四、五十年前的經濟難民與當前「三十世代」的勤奮程度相等，二者的努力成果當真不很一樣嗎？

如今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也許因為科網泡沫、金融海嘯的接踵而至便氣餒地認為經濟環境起了根本變化、社會流動性沒有了，打拚的機會消失了，他們沒有多大旨望了。其實哪一代的年輕人沒有類似的感受和壓力？

筆者幾十年來看到的香港，年年都有這樣那樣的困擾，不是禁運便是貿易限制（數年一度的紡織品配額談判便把香港商界搞得人仰馬翻），還有本土的社會騷亂、內地伸延的政治暴動、地產崩盤、銀行危機和股市暴瀉以至風災肆虐、大火燒毀整個木屋區、山泥傾斜和香港前途未卜的談判等等；比較起來，近年的千年蟲威脅、亞洲金融危機、科網泡沫爆破以至當前因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並非什麼克服不了的難關。倒是不同世代的年輕人，他們面對事業考驗的基本態度須加細味。

面對形形色色的「不景氣」，經濟難民世代因為後無退路，只能如過河—過了深圳河—卒子往前走，他們「拍手無塵」，渾渾噩噩（看不見前景亦談不上有什麼理想）為謀生而胼手胝足工作，失敗了也不外「打回原形」，兩手空空如舊；由於機會成本低（甚至沒有），因此什麼都願意嘗試願意做，結果總得有人冒出頭來；在世界經濟撞撞跌跌但總體是向前發展的大前提下，成功者數不在少。

反觀當前的「三十世代」，即使面對情況大同小異、挑戰不相伯仲的客觀環境，可是，由於他們若非多數出身小康大富、也起碼是個穩定家庭的子弟，許多且有認可學歷，不少則有專業訓練，條件裝備齊全，兼有家庭後盾，或作精神、或作金錢支援，這些年輕人在事業上闖關攀高的機會成本反而沉重，因此不肯或不敢輕言冒險，機會便自然減少了。事實上，「三十世代」的機會可能比當年的經濟難民更多，因為他們大都讀洋書通洋務，加上中國的經濟開放與興旺，又有互聯網的聯繫，世界正是他們的「牡蠣」，意味可以從心所欲在全球各地包括內地尋求發展，這可是經濟難民不敢期望不能想像的風光。

環境令「三十世代」不會輕闖、不敢硬闖，根據簡單的「風險報酬率」，成功機會自然較低。捨此之外，筆者以為香港物業的黃金期正褪色，也是這一代年輕人感到賺錢難望前輩項背的一個因素。非常明顯，經濟難民世代只要賺夠錢購進第一個物業（五十年代後期才有分期付款），隨樓價在港英三高政策運作下不住上升（土地有價港英便能審慎理財─即使社福開支大增亦能維持低稅率和少見財赤），多少人因此房子愈住愈大、身家因樓價攀升而愈積愈厚，物業為家庭財富的重要成分，「財富效應」遂把消費行業推向高峰令經濟興旺蓬勃。可惜物業價格持續上升的時代不繼，因為社會開放、民智進步，必然慢慢形成一股社會力量，試圖打破政府縱容發展商在實用與建築面積間巧取豪奪（昨天本報網站消息，有買家以物業建築面積與地契面積不相符而「踢契」；這類「麻煩」相信陸續有來）的惡性循環，這種趨勢已反映在香港平均樓價迄今仍明顯落後於九七年水平上（參見《經濟學人》的統計）；加上內地開放成了香港人的後花園，物業需求形態有變漸趨明顯。換句話說，「三十世代」透過置業身家便自動增加的機會已甚渺茫。由於市場未出現一種獲利速度媲美二十世紀下半葉物業的投資媒介，在筆者看來，這是他們為何感到「三十幾歲最大鑊」的另一痛處。

 一代宗師

 
 
沒有力量，
就不能保護心愛的人

誠意之作

若干對白和細節若能更貼近角色、可以更佳

正如每日吃飯不是藝術，在舞台上每日吃飯、又或在旺角街上每日吃飯，也不會是藝術。藝術不是複製生活，恰恰相反，藝術正是「非日常」，是要喚醒一些人們在日常中不能覺察的東西。

藝術是一種提昇，應讓人心胸更廣、眼界更寬，而不是更偏執、更閉塞、更勇於鑽牛角尖。不少社會派藝術家以為重複一百遍同樣的訊息、就能讓人們注意到被「忽略了」的訊息。他們並不知道其實這個訊息已被人們看過上千百次，只是人們不認為這個訊息值得記憶。如果要對社會產生影響，藝術家第一樣需要做的是反思為何這個訊息是重要的，並把這個反思的過程藝術的表達出來，說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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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聰 2008.6.21

海豹劇團最近上演了莎士比亞的悲劇名篇《奧德羅》，在此不妨也談談在藝術理論上與《奧德羅》特別相關的理論名篇“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心距說」這理論在今天當然不再如往昔火紅，但在幾本重要的美學文集中仍有收錄，可見它的確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和洞見。

什麼是心距？該文的作者布洛（Edward Bullough）用《奧德羅》的例子作了闡釋：觀眾如果根本不知嫉妒為何物，看《奧德羅》時就會感到乏味，或者即使能理解，也看不出奧德羅為什麼因為僅僅誤信妻子與人有染就把她扼死；這時候，觀眾不能欣賞《奧德羅》是因為心距太遠（over-distanced）。相反，一個觀眾如果在自己的現實中也跟劇中的奧德羅一樣懷疑自己的妻子不忠，他的情緒也會因過份強烈而嚴重影響他觀賞此劇，這是因為心距太近（under-distanced）的緣故。所謂心距的「二律背反」就是說審美經驗之能够產生是必須靠觀賞者能否與藝術作品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布洛雖然沒有提出一個客觀的標準說明什麼才是「適當的」距離，惹來不少辯論，但我重讀布洛的這篇文章發覺它有個重要的信息應該讓它清楚顯明出來：要調教這個距離的不應只是觀眾，藝術創作者亦應好好處理這個「適當的距離」，因為它實質上牽涉到一些藝術與現實、作品與觀眾的關係等等不可逃避，亦不應逃避的根本問題。

可以舉的例子很多。我們可以想象《奧德羅》如果落在一位信奉布莱希特劇場方法的導演手裏，他可能會讓奧德羅不時「出戲」，評論一下自己，或偶爾跟台下的觀眾說起話來。用「心距說」解釋，導演是要藉此拉出一個讓觀眾反省的距離，「不能太近」。評論家喜歡舉的例子則有Peter Pan的戲本，特別是指當中一幕主角突然問台下的觀眾如果相信世上有精靈的話請拍手。結果，觀眾拍手後，精靈就出現了。對一些受過某種戲劇教育的導演來看，觀眾可以「參與」自然是個很高的價值，但有理論家說這正正是Peter Pan劇本一個最大的敗筆，本來經營得很好的一個心距突然間被推開推遠了。所以，表面上看來似乎僅僅是劇場手法上的處理，但實質牽涉相當複雜的理論，用「心距說」的確可以用來解釋部分問題。

我最近看了朱凌凌的《搏到單車變摩托》，發現布洛的觀點也可以派上用場。劇中差不多每句對白都夾著粗口俗語，密度之高至少對我來說是前所未見的。我絕對不是藝術品味上的清教徒，對舞台語言也沒有潔癖。但當我聽到一位青年劇場工作者對此問題的看法時，我就是不能同意這樣的一個論點。她說：「認識他們（朱凌凌）的朋友都知道，他們在現實生活就是這樣子。」根據布洛的思路，這是個典型的藝術與現實距離錯置的問題，但我情願先用一個我看過的有趣實例來說明：應該是千禧年以前的事，英國一間電視台有個節目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質疑裏面的主角為什麼老是在抽煙，幕幕如是，在電視播出，有立壞榜樣之嫌。該劇的監製辯解說：「這樣無可避免，我們要做的就是讓現實生活完全呈現出來。」可是，有清醒的反對者即時指出：「要讓現實生活完全呈現，為什麼不把吸煙的禍害也在劇中找個地方呈現出來？」

將現實生活原原本本、不加修飾、改造或提昇就放上舞台不是藝術應有之義，我相信這個立論不會有人反對，但事實上我卻發現一些創作人可能是出於想拉近與觀眾距離的緣故而捨難取易。問題是，結果會不會適得其反？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乏味的事情，包括聽一個粗口連篇的人講話，我發現《搏到單車變摩托》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觀眾在最初聽表演者大講髒話時會異常興奮，但聽到中場以後已經相當生悶了。

在藝術史上我們或許可以在「摹拟說」中找到類似藝術與現實應該是零距離的論說，但正如叔本華說，蠟像是最能摹拟真實中的人，但我們不會說一個造工最巧的蠟像會成為偉大的藝術。叔本華認為所欠的就是藝術作品所給人應有的想象「空間」。於此，布洛會補充說，這空間即由「距離」造成。

最近的兩個月無論在公或在私都在滯留狀態。公司裡接替我工作的新人早已就任，但由於我下個職務調派還未決定，於是兩個多月還是滯留在舊公司。家裡則是進行十年以來的大裝修，搬了到附近的一個單位暫住，屋內堆滿一個個不打算拆的紙箱，只等待舊居裝修完畢便又搬回去。暫住的地方比舊居小，而且常用的書和唱碟都封了箱，日常在家常覺氣悶，遂不斷的往外跑、不到睡覺不回家。

昨天晚上到了文化中心聽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出。這是我在今個樂季首次聽他們的演出，很遲才買票，也因此能買到H行正中的位子。就管弦樂而言這個位置是捧極了，不過可惜上半場的鋼琴可可兒放在台前正中央，我的位置既看不到鋼琴家的手指、碩大的鋼琴又阻礙了台後方樂團的樂聲，致使上半場聽的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效果大打節扣。演奏者候夫彈奏得頗為投入，落chords時多次運用身體的力量整個壓進去，近距離看頗具感染力。可能在布拉姆斯的演出耗用了相當的體力，之後的加奏候夫選擇彈奏舒曼的夢幻曲，不太長的樂曲、對還未能從布拉姆斯第一鋼協的激動中冷靜下來的觀眾、並不是上佳的選擇。

候夫離開後，後半段港樂分別演出了由艾爾加配器的巴哈C小調幻想與賦格曲，及蕭斯塔哥維埃的第六交響曲。指揮艾爾達爵士在演奏這兩首樂曲前先分別略略簡介樂曲，讓聽眾能夠有所入手、投入欣賞樂曲，成功令場內聽樂的氣氛更為濃厚，尤其是比起之前我所聽過很多場的、香港聽眾較為陌生的蕭氏作品。港樂這次演奏的第六交響曲頗有水準、樂曲中很吃重的管樂表現尤為突出，艾爾達對蕭六的理解大致上是revisionist，認為是蕭氏藉著樂曲隱含地控訴史大林政權的無情非人，與場刊撰文者的理解南轅北轍，這點艾爾達亦在演奏前的簡介點明了，並著讀者聽樂時自行判斷選擇。是晚管弦樂版的巴哈幻想與賦格曲則頗具驚喜。正如指揮所講，近二十年奏巴哈都以「原典」版為主，事事力求重現當年巴哈在萊比錫或柯登演出，鮮有如艾爾加時留行般以大樂團配器奏出。我也是首次在現場聽巴哈樂曲的管弦樂團配器版，覺得其實頗為適合港樂的感覺，場內所見無論觀眾還是樂手都充滿樂趣，大概在香港的「古典樂」想像，都是處於後維多利亞的浪漫時期 (類似日本的「大正浪漫」)。港樂年尾還會彷維雅納愛樂演出約翰‧史特勞斯家族的樂曲，預其將會相當動聽。

A truly English film,
at a time when Britain is still English...

(Ryder meets Julia again after 10 years)
Julia   "You haven't changed a bit"
Ryder "You too"
Julia   "How ridiculous!"

Ignorance is a bliss
Perception is Reality

Ievan Polkka, a traditional Finnish folkso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yrics is as follows:

The sound of a polka drifted from my neighbor's 
and set my feet a-tapping oh!
Ieva's mother had her eye on her daughter but
Ieva she managed to fool her, you know.
'Cause who's going to listen to mother saying no
when we're all busy dancing to and fro!
 
Ieva was smiling, the fiddle it was wailing
as people crowded round to wish her luck.
Everyone was hot but it didn't seem to bother
the handsome young man, the dashing buck.
'Cause who's going to mind a drop of sweat
when he's all busy dancing to and fro!
 
Ieva's mother she shut herself away
in her own quiet room to hum a hymn.
Leaving our hero to have a spot of fun
in a neighbor's house when the lights are dim.
'Cause what does it matter what the old folks say
when you're all busy dancing to and fro!
 
When the music stopped then the real fun began
and that's when the laddie fooled around.
When he took her home, when the dancing was over
her mother angrily waiting they found.
But I said to her, Ieva, now don't you weep
and we'll soon be dancing to and fro!
 
I said to her mother now stop that noise 
or I won't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I do.
If you go quietly and stay in your room
you won't get hurt while your daughter I woo.
'Cause this fine laddie is a wild sort of guy
when he's all busy dancing to and fro!
 
One thing I tell you is you won't trap me,
no, you won't find me an easy catch.
Travel to the east and travel to the west but
Ieva and I are going to make a match.
'Cause this fine laddie ain't the bashful sort
when he's all busy dancing to and fro.

近讀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知道了楊先生幾件有趣的事。

首先是她和費孝通「往事」。費孝通比錢鍾書更早認識楊絳，晚年還自認楊絳是他第一個女朋友，引起嘩然。楊絳說：「費的初戀不是我的初戀。讓他們炒去好了，別理它。」原來費孝通一早暗戀楊絳，楊絳與錢鍾書交好之後，給費孝通寫了封信，告訴他：「我有男朋友了。」費從燕京跑來清華找楊絳「理論」，說自己更有資格做她的男朋友。其實早在楊絳和錢鍾書結交之前，費就問楊：「我們做個朋友可以嗎？」楊絳說：「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as an end not as a means）。」從這裏可見，還是大學女生的楊絳一早就顯示她那種果斷堅定、絕不拖泥帶水的性格，這個性格貫穿她的一生。費孝通雖然失望，也只得接受。他後來跟錢鍾書也成了好友。錢鍾書去世之後，費去拜訪楊絳。楊先生送他下樓時，特地交代：「樓梯不好走，你以後也不要再『知難而上』了。」但費孝通還是一往情深，不時要送書送花來給楊絳。大概楊絳覺得該謝謝費孝通，有一次，讓吳學昭陪她過去小坐二十分鐘，費老高興得什麼似的，「興奮得談個不停，定要留飯」，但楊絳不留下來，心意到了就告辭。

錢鍾書是楊絳的初戀男友，反過來也是—楊也是錢的初戀女友。吳學昭問：「您和錢先生從認識到相愛，時間那麼短，可算是一見傾心或一見鍾情吧。」楊絳否認：「人世間也許有一見傾心的事，但我無此經歷。」

關鍵性會面

原來錢和楊的第一次見面是一九三二年的三月，地點是清華園古月堂門口。楊對錢的第一個印象是：「眉宇間『蔚然而深秀』，瘦瘦的，書生模樣。」但當時她聽說錢已與葉恭綽的女兒定了婚。

初次見面之後，錢寫信給楊絳要求談談。楊赴約，錢帶楊去工字廳，坐在一張大桌子的一角，斜對面。這次會面，對楊對錢來說，都是關鍵性的。錢對楊說：我要說清一個事實，我未訂婚。而楊也告訴錢，她並非費孝通的女朋友。

作為局外人的我們，一定會覺得這對優秀的青年男女，肯定是互生好感，否則的話，怎麼會初次見面就談這樣私人的問題？我們會佩服錢先生的眼光和勇氣，因為如果遲疑或害羞，也許就少了一對當代最完美最值得羨慕的鶼鰈情深的學者夫婦。對他們兩位來說，假如做不成夫妻，損失更加巨大，你能想像錢鍾書沒有娶楊絳，而楊絳沒有嫁給錢鍾書嗎？

一九八二年，楊絳正在歐洲訪問，家裏只有錢鍾書、錢瑗父女。錢瑗對爸爸說：「咱倆最哥兒們了，你倒說說，你個近視眼怎麼一眼就相中媽媽的？」錢先生答：「我覺得你媽媽與眾不同。」錢瑗又問：「怎麼個與眾不同？」爸爸不再作答。其實，楊先生一生所為已是最佳答案。

在〈記錢鍾書與《圍城》〉裏，楊先生說錢鍾書：「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鍾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注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裏，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裏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裏人物和情節的來歷。」　　在我們眼前呈現的是一幅絕佳的夫唱婦隨圖。跟有當代第一才子之稱的錢鍾書「唱和」哪有那麼容易？楊絳卻綽綽有餘。從某個角度上講，楊的才氣不下於錢。這不是一兩個人的看法，夏衍就對李健吾說：「你捧鍾書，我捧楊絳。」施蜇存高度讚揚《洗澡》語言的「流利純潔」，還說：「《洗澡》是半部《紅樓夢》加半部《儒林外史》。」不管是散文還是小說，楊絳的文字都是第一流的，精緻典雅高遠。她從不用濃墨，不顯山不露水，不矯情不做作，看似淡淡的，似無還有，卻意在言外。若細讀，就愈讀愈有味道，很耐咀嚼。錢鍾書當然也深知太太的才學，他對李慎之說：「楊絳的散文比我好」，「楊絳的散文是天生的，沒人能學」。錢鍾書情不自禁稱讚楊絳，被王辛笛笑他有「譽妻癖」。

文如其人。不僅文字低調，楊先生人也特別低調。低調不難，才華橫溢而能低調者就很難。因為低調，她可以獨善其身。夏衍在楊絳八十歲生日寫給她的「賀壽詩」說得好：無官無位，活得自在；有膽有識，獨鑄偉辭。

我們仨的頂樑柱

《聽楊絳談往事》，你會覺得楊絳其實是「我們仨」裏的主心骨、頂樑柱。例子很多。好比抗戰時期日本憲兵來抓人，楊絳沉應付，假裝倒茶，三步兩步上樓把錢鍾書《談藝錄》手稿藏好。家裏發生火災，錢鍾書和女兒嚇得大叫，楊絳卻能在緊急關頭用盡辦法把火滅了。七十歲的楊絳能夠「端來一張小桌子，上面加一隻凳子，又加一隻小凳子」，利索地爬上去修理燈管。楊絳還善編織，「我們仨」穿的毛衣毛褲都是她親手織的「溫暖牌」。一次，楊絳要捐掉一件錢先生的舊毛衣，錢雙手抱住不放，說「慈母手中線」。九十八歲的楊先生回憶說：「我待鍾書，慈母的成分很多。他從小嗣出，沒有慈母，伯伯對他好，究竟是男人。這對他性格的形成，很有關係。」當然，最令讀者揪心淚下的還是年前楊先生自己寫下的《我們仨》。書裏記一個美好知識分子家園遭受病魔毀害，記錄一段緣定三生的學識姻緣，記下一位深情丈夫和孝順女兒，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一位內心海洋般豐富深邃卻又無比堅強的妻子母親……。

章詒和將康同璧比作「最後的貴族」。康有為只是一介書生，並無貴族血統，康同璧只能是「精神貴族」。如果章詒和的「最後貴族」是康同璧，那麼，在我心目中，中國最後的精神貴族當是楊絳先生。

舒非〈「與眾不同」說楊絳 〉
信報 2008-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