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movie, really.

 

I’m most pathetic. In the middle of the movie when things are getting light, I felt uneasy. When in the end she still can’t find her child, I found reassuring.

Yeah, the world is cold to tender hearts.

我是信報的忠實讀者，忠實的程度甚至曾經幫它拉稿。話說數年前有朋友在日本有感而發，希望在香港報刊發表文章，於是毫無投稿經驗也無人事關係的我膽粗粗撥了一個電話去信報，想不到隔了一會竟然由信報的總編輯陳景祥先生親自回覆，很快的便約好投稿細節。信報敬重知識、禮賢下士，大概是我忠誠於它的其中一個原因。

近年信報易手。山木先生辛勞半生，能看見他放心退休是件大好事。新股東引入新技術新資金，攪攪互聯網擴大網絡方便讀者，自然更不是甚麼壞事。然而，易手後的信報無可置疑的對文字的著心程度下降了。最明顯的是錯別字多了，甚至在社論與一些重量級的專欄中，也看見錯別字。出現錯別字的原因很多，部份可能和出紙多了有關，但無論如何，身為信報長年讀者，讀到越來越多的錯字，少不免會覺得些心痛。

下文為信報心戰專欄作者寫的文章。雖然對文中提及的王永平的文章頗覺不屑，但其所述信報於香港報界獨一無二的風格、作者群及影響力，個人非常認同。有朋友笑信報某些作者千年不變、每日一笑，個人也同意某些欄目確是不堪入目；然而如果因為一些跳樑小丑，而錯過信報認真有識深具分量的筆陣，那就真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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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姜〈文壇健筆何以為繼？〉
信報 2009-02-19

自從多了練乙錚、陳雲、王永平名筆押陣，《信報》的內容又加深了一個層次和擴闊了一個角度，因為這些名筆都曾在特區政府任事，而他們下筆時對自己的要求更會「與別報不同」。

過去高官退休後甚少會成為名嘴或名筆，上述幾位先生不單是學富五車的一流健筆，其觀點與識見更因曾經服務特區政府而更深入、全面和到肉，絕非一般「想當然」式的一面倒批評。此外，由於《信報》對文章內容及長度的自由度遠比其他報刊為大，作者可以暢所欲言，加上《信報》的讀者皆非等閒之輩，作者若無獨特心得及過人之見，相形見絀之餘，個人隨時會因露底而得不償失。

影響決策

其實退出建制後因暢所欲言而聲名更噪的，近年首推李鵬飛。他不但曾是立法行政兩會議員，對港英時期的政府運作瞭如指掌，復因曾任人大代表，與負責中港事務的官員也多交往，退役後對記者每問必答，很快便闖出新名堂。

沒有《信報》這個獨一無二的平台，又或是《信報》沒有了這批能作深度評論的前度局內人（未來肯定會有更多退役「新人」加入），都肯定會是精尖讀者的莫大損失。

香港有不少傳媒，每天都發表不少意見及評論，絕大部分文章也許能影響普羅市民大眾，但能真正及經常影響決策者（不論是公私營機構）的媒體其實為數甚少，《信報》應是其中的表表者。

反過來看，決策者無不希望影響傳媒，為自己營造有利宣傳，為他們獻計奔走的，透過交情、放風甚至是互惠互利的安排，大都能得償所願，唯獨《信報》的幾位知名作者及文章（以林山木先生專欄為代表），卻數十年如一日，永遠予人「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印象。

《信報》尊重學問研究，尊重不同甚至是反對意見，尊重理性辯論……令作者與讀者同時成為真正的意見領袖，在傳媒愈來愈成為老闆或主事人的個人宣傳工具的今天，這份辦報的原則與堅持，自然更屬難能可貴。

只此一家

最近電盈事件，《信報》回應的速度及立場，惹起了熱心讀者及行家的關注，練乙錚先生甚至為此表明立場，隱然有求去之意。

《信報》最具影響力的作者及文章全部屬於：一、具名文章；二、天天見報；三、緊貼時事；四、觀點獨特而鮮活；五、論據充分和有力，因此令人無法不天天追讀，且能對所評事件一錘定音。

《明報》當年的崛起，金庸的每日社論與連載小說居功至偉，但社論並非具名，質素沒有保證，因此查良鏞先生也要發表具名文章，確保公眾知道由己所出；林行止先生當年天天見報的具名社論，不單清楚表明其對自己要求及文責自負，亦易令讀者養成辨識只此一家的公信力；若非具名或每周只有一篇半篇，內容不能貼市，讀者不看也罷，忠誠度及依賴性根本無從建立，對建立讀者群、閱讀慣性和報章銷路均幫助不大，反會平白浪費了作者的真材實料及下筆苦心。

評論網絡化

要找到天天寫得及寫好的作者絕不容易，即使傳媒管理人決心要找到這樣的一位主筆，甚至是置成本回報於度外，也未必一定能遇到合適人選。《信報》讀者十分熟悉的林山木、曹仁超及練乙錚等名家的鴻文，每天洋洋二三千甚至萬字不止，下筆前所花的準備工夫及時間往往在十小時以上，特別是在查證資料方面，為了能令論點更明確、具說服力及避免任何出錯貽笑大方，他們在引述時一定力求準確無誤，這些額外查證工夫，甚少見於或用於一般憑常理常識及民情民意去作的時事評論，是構成幾位《信報》皇牌作者與別不同的基本原因，亦是讀者對他們尊重及信任的根本。

對論據及資料有這樣的要求，亦令作者較難受外間的影響，不易因賣人情而強詞奪理或太早預設不能成立的結論，變成老闆或權貴上司的代言人。

今天政府監察傳媒反映的民意，只計數量而非內容，一如立法會的討論及投票。無論是否言之成理，政府只求傳媒報道及反映的支持聲音較多，好讓對黨及代議士在議會中有所根據，為自己支持政府的行為作交代。官員只求透過交情、吹風或利誘等手段去營造有利氛圍，不想先從或單從實質數據與比較理念去讓公眾建立共識，因此即使是諮詢組織以至編輯游說聚會中，政府所展示介紹的，往往只限於從已知的選擇中擷取其中最有利的一個，而非由零開始任由與會者自由提出共同研究層層篩選互諒互讓達致共識；傳媒亦甘於每天以這種即興即食式的回應政府的施政，別有目的或用心者更喜歡利用這種環境，去引導挑撥民意滿足市民的官能快感。《信報》那種長篇大論、眾說紛陳的自助選擇討論方式，一方面已變成稀有品種，另一方面亦面臨市場萎靡危機。

今天的立法會辯論，發言內容已無人重視，反對派更流行集體離場寧與記者聊天；即使是在《信報》，某些作者不管評論任何事件，不論是否有理，也只會由自己信奉及致力推銷的固定立場與角度出發；更多的評論自以為是短而精，實質只是個人表態而非令人三思；因此倘若林山木、曹仁超、練乙錚等每天見報的健筆逐一退休或撤退，不單是《信報》的損失，也是香港資深讀者的損失，因為「即使你不一定同意他的觀點，也會天天追看他的文章」的作者已愈來愈少，「從不知作者是誰，結論一早已知」的評論卻愈來愈多；報刊的老闆不喜觀具名文章，以免作者走紅後蟬過別枝或移作兩家春甚至是另起爐灶，讀者則因水準每下愈況更不喜歡引經據典的長篇大論，報章的新聞與評論唯有愈來愈網絡化。

翹首以待

練乙錚先生道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周六天的疲憊；願意為個人專欄作此投入的主筆，當然不會人云亦云敷衍了事；但若不能每天見報及緊貼時事，讀者的忠誠度（其實是追隨度）亦會同步下降；單靠每周一篇，即使是名家輩出，新讀者的慣性亦不易建立，老讀者卻會因種種理由不斷流失，因此《信報》在未來如何取捨及解決這種作者與讀者保持互動（互相推動保持質素水準）的問題，將隨時會再次引起讀者的關注。

除了學者外，今天離開政府及建制後及不甘寂寞的名嘴名筆不斷增加，加入政府及建制的資深傳媒從業員亦亦人多勢眾，這些都是深度及嚴肅評論的最佳作者及節目主持人，唯一的顧慮是他們能否像陳雲、練乙錚及王永平一樣，能定期供應足夠的高質貼市作品，令讀者養成追讀的習慣；如果大專院校教授及退役退休高官都樂於乘時而起，加入傳媒成為評論員的生力軍，又能秉承上述《信報》的傳統，則香港的傳媒仍有望可以繼續發揮其影響公私營機構決策者的能力，否則便只會變成公私營機構決策者影響公眾的工具。

陳方安生捨難取易，只選擇到學校推廣其民主觀念，如果她像王永平一樣，影響力將會倍增；同樣道理，劉兆佳教授離開政府後會否步練乙錚的後塵，成為《信報》或其他報章的一支健筆？在幾位一代宗師紛紛選擇退出江湖的年代，我們對這些有力更上一層樓的名嘴名筆自然翹首以待。

特區政府常在政改問題上被反對派窮追猛打，處處陷於被動。要反客為主，其實可以利用世上眾多的「失敗(民主)國家」，反正民主國家不同獨裁政府，媒體報道政府醜態俯拾皆是。

按此是日本財相中川昭一於G7會議後記者會的醜態，坐在他身旁的是日本中央銀行總裁白川方明。中川昭一是日本眾議會議員，在北海道第11選區以香港民主黨最懷念的一人一票單議席單票制直選產生，連續8次當選。相對於民主產生的中川，我們兩位前財爺曾蔭權和唐英年只是說些「狗噏」「條條fing」等擬似粗口，得體多了。

關於聖華倫泰(St. Valentine)的身份最少有三個版本，三個都沾滿了血腥。最可信的傳說是華倫泰是一名神父，因為違抗羅馬皇帝克里弟斯的命令而被殺，矢志侍主終身未聚。將始終獨身的華倫泰與浪漫的情人節扯在一起的，是華倫泰臨死前寫給獄卒女兒的一封信，信末署名：「from your Valentine」。恰巧，華倫泰被處死的日子正是羅馬人信奉的諸神之一、掌管婦女和婚姻的尊諾[Juno]女神生日，羅馬人習慣在尊諾女神誕生翌日起舉行長達一個月的亂奔派對，而大概獄卒的女兒在參加尊諾派對前收到華倫泰的那封絕命書，順道攜同該信出席派對，並順道為這位聖保羅式的神父創作種種羅曼蒂克的故事吧。

羅馬人慶祝尊諾女神的派對稱作露柏嘉莉之宴，宴會的流程如下：在每天宴會前的黃昏，男孩子會輪流從載滿紙條的玻璃樽中，抽出一名女孩子的名字；該名在命運之輪中被抽中的女孩子，按規矩就要陪伴那名男生，直到該晚的深夜。第二日早上，男生如果發現枕畔的女孩子還未離去，那女孩在那個月的餘下的晚上，就都是他的人了。和聖誕節其實是羅馬人慶祝太陽神的節日一樣，天主教庭在壟斷羅馬帝國國教地位後，將尊諾女神的慶典改頭換面成為紀念聖華倫泰的日子。從此，一名從來也沒浪漫過的人、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了的殉道神父，便成為祝福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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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讀陶國璋的專欄，聯想起一些大學時代選課的雜憶，於是寫了一編雜記。大概因為將標題起成「愛情哲學」，結果竟然成為本博點擊率最高的文章，實在是始料不及。記得大學時還流行有新聞組，每年每到學期末考試時，一個個悶得發顛的同學都會在新聞組駁起長長的愛情煩惱討論串。從等待愛情到分手邊緣，永遠有有心人願意分享，永遠有寂寞的心繼續討論。

上文(節錄)寫於大學時期。個人認為，愛情並無哲學，只有感性的經驗。以哲學去分析愛情，不是多餘的確認，就是追憶逝水年華、沉溺幻想醉鄉。

八年前看宮崎駿的《千與千尋》，曾就其病態意識大搖其頭，嘗撰文狠批抒發鬱悶。八年後再看《崖上的波兒》，今日的我自然不會這樣傻，為這些東西生悶氣。學兄常常招我在報上寫文章，然而匡正時弊、震聾發聵的功夫還是留給青年學者們做吧。認真寫文章永遠是謀殺腦細胞的行為，引起回響後自問也沒有無視小白文章的定力，所以我還是留在電影院裡唱：「波兒波兒波兒魚兒小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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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彧暋〈宮崎駿與波兒的幻想政治學〉
明報 2009-01-24

波兒天真？觀眾低能？宮崎駿的動畫是提倡環保、反戰與親子關係？《崖上之波兒》成為城中話題，大力推許有之，認為不值一提的也大不乏人，無論一般觀眾與影評人的意見與評價，顯得相當懸殊，耐人尋味。而話說筆者在《明報》的〈星期日生活〉的閱讀日本專欄，寫了一篇名為〈天真的波兒獻給低能的你〉，指出了宮崎駿上3 套動畫，故事邏輯現破綻，並分析光是高興就好、連故事也不用說的日本社會普及文化現象（以下有關於電影的情節介紹）。

拍給5 歲小朋友看的動畫？

這次真正的稍談一下《崖上之波兒》的問題。日本評論人佐藤健志在《正論》（2008 年11 月）這本立場偏右的日本政論雜誌上，續以世代論的框架分析宮崎駿的新作《崖上之波兒》，尤其批判所謂親子關係的說法。宮崎駿聲言波兒是拍給5 歲小朋友，佐藤劈頭就問，5 歲小朋友能自己去看電影嗎？答案是否定的，帶小朋友去看的當然是家長了。

問題是波兒的故事，根據佐藤的說法，是小朋友與大人兩套世界觀互不相容的並存及破綻。海嘯來臨，一個村人也沒有傷亡之餘，竟然像開祭典般愉快，能夠有這種包容自然與人間終極的衝突，當然只有天真的小朋友了（觀眾尤其可對比幽靈公主對同樣主題的悲觀處理）。嘗試想像，如果年前南亞海嘯或者四川地震的時候，在滿城大人悲從中來的氣氛之中，能打從心中嘻哈覺得無大所謂的唱「波兒.波兒.」，當然只有什麼價值觀仍未被內化的5歲小朋友了。

海嘯當前，衛星與月球落下，以至世界穿了個洞，依然還有心情看古代魚的，當然是兒童的專利了。從海嘯危機中人與自然的生死對立，忽然轉換到人與大自然其實都可以和睦共存，這種像開派對的樂天態度轉換，其實就是佐藤所說，宮崎駿故事的論理（邏輯）之死的一個鐵證。

電影前半部其實貫徹大人的世界觀，後半部卻忽然變成小朋友的幻想王國。而問題是，以主角男孩宗介的媽媽，在海嘯之下趕去照顧一班婆婆，看似愛心洋溢，其實是寧願探望長輩而把子女獨留在家的荒唐行為，也就是以「老人＞大人＞小童」的觀點去說後半部看似兒童中心的故事，其實不過是從大人的角度以為小朋友會覺得幸福的無責任幻想。

故事中世界滅亡，是因為波兒的魔法所致，而波兒根本沒有關心過。故事最後兩個小朋友的約定終身，就算明知波兒有變成泡沫的危險，表面上是為了波兒與宗介自主的幸福，其實一則兩個家長暗中談判，二則就是這個約定令波兒的魔法失效，救回大人的世界。佐藤認為本片是阿婆犧牲整個城市來令自己回復青春，不用再坐輪椅自由行動。他毒辣地點出本片要害所在，乃「以大人的論理（邏輯）將小孩斷罪，又用小孩的論理替大人開罪」。含混地認為本片提倡親子關係，以至還牽強說什麼本片貫徹環保精神的成年觀眾，大概就是用小孩的邏輯替自己的低能開罪的上好證明吧（這當然不排除樂觀反詮釋的可能，參考湯禎兆〈作為教育電影的《崖上的波兒》〉，《亞洲時報》，2009.01.22）。

當然，如果你還是認為本文何必想那麼多，那又何必辛苦看報紙評論？我們社會除了填鴨之外，莫說培養不出一流的魔術師，連會變身的人魚大概也會被本地污染的文化空氣，搞到在手提電話鈴聲播放波兒的時候，跟你說「總之睇得開心咪得囉，成日都要唸咁多做咩」。這正好是本地成年人所教育出來的低能下一代，以為好天真。各位成年觀眾，海嘯快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