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the end of Summer


速去速回  休說別愁  休說掛牽
人來人往  始終停留  始終無遷

身為一位(前)政治學學生，不得不貼梁文道以下的這篇文章，尤其是最後一段。
近年常感常上鏡頭的「政治學者」都流於隨波逐流的政治現狀描述和卜算，一些基本的政治學概念引介剖析或比較根本深入的政制建議，往往要由梁文道等這些非政治學人提出。當然傳媒的偏選是以上現象的其中一個主因，但是所謂的「政治學者」，在傳媒前侃侃而談那些所謂的「政治分析」以前，是否應該先捫心自問：學者在大眾傳媒上發聲，所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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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村民公審甘乃威〉
明報 2009-10-17

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 萬居民卻有著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著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 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著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7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 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

我在馬傑偉還在攪「文化研究」的時期，當過他大學書院通識課程「傳媒與現代社會」(英語諧音「媽媽嫂」)的學生。當年馬傑偉將自己和學生寫的一本「研究」LMF的書列作必修參考書，要求每位修讀課程的同學提交一篇有關該書佔分頗多的閱讀報告，並為同學提供一條龍集體折扣訂購服務。我抗議式的以複印本讀完該書，寫了一個無論是對該書還是對LMF都沒有一句好說話的閱讀報告，上課(如果沒有走課的話)的大部份時間都在閉目養神。

相對於傳統的文理學科，近年社會科學的衍生科目越來越多(連中學也要攪一個超學科「通識課」)，但是夠水平的學者教師卻是鳳毛麟角。其實馬傑偉當年已經算是教得不太差，但是他將他和學生那本粗陋亂來的「文化觀察」習作也敢拿來當教材，香港文化研究的門檻之低大家可想而知。等而下之而又更狂妄的，自然是連「對話」的語言也未能選好，就妄言要「解構周秀娜現像」的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李小良。流行文化研究需要對世事的通盤了解及突破表象的洞察力，絕非只是對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亂說一通又或者搬弄一堆術語就叫做「研究」。曾有中七畢業、成績不太突出的同學問我，大學應否選讀社會科學或文化研究的學科，我直接了當的回答她「不」。雖然身邊有數位朋友和同學都在這行謀食，但是青春苦短、學費甚貴，與其無無謂謂花三四年讀著些高不成低不就不知所謂的東西，不如修讀一些實用性高即效性強的搵食科目，對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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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周秀娜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明報 | 2009-10-19

學者輪流執筆，周一刊出周秀娜與李小良對話，引來流行周刊與報章圍攻，大罵周秀娜無腦，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傳媒中人對從事文化研究的李小良亦不客氣。有線電視製作半小時節目，批評李小良中英夾雜、語意不詳、淺入深出。評論筆伐者眾。張堅庭以「大小不良」為題，把李小良與甘乃威相提並論。林奕華的文章最鋒利，直刺要害，文題〈問周秀娜，不如問自己〉，指追問周小姐「快不快樂」，倒不如追問買寫真及攬枕的消費者甚至是李小良本人「快不快樂」，這才是周秀娜現象的核心所在。

靚模對碰學者，引起如此巨大的迴響實屬罕見。其中不單有香港媒體對性感情色的迷戀，以及港人長年對少女展現性感的百般禁忌，更暴露了近年流行於學術界的文化研究的種種異狀。有關媒體與情色，評論甚多，不贅。近年文化研究已普及於社會運動及文化評論， 亦常見於思潮版的文章。今次事件把這門熱門學問推出台前，並以「廢噏」的形象現身，令人頗為錯愕。事件一方面加深了傳統學科對文化研究的輕視，另一方面亦加深了學界與媒體的隔閡與偏見。部分公眾人士再一次「證明」學者言談深奧。而諷刺的是，文化研究其中一個重點，是要介入流行文化與普羅市民的生活。如今介入不成，反被疏遠，是否有點黑色幽默？李小良本意要抗衡精英階層對靚模的歧視，卻變成是耙模再一次被流行媒體踩成胸無半點墨的尤物。學術高調，現實難纏，雙方的橋樑破裂了。借用李語，文化研究的學者與粉絲， 「有冇欲望同衝動梳理一下複雜嘅自己」？

文化研究貢獻：打破文化高低先申報利益。我與李小良不算深交，但是有講有笑的朋友，而我亦曾經有幾年熱中於文化研究。所以下文是自我反省多於對事件的批評。必先肯定，文化研究其中一個貢獻，正是打破文化高低之分，把流行、通俗、市井生活引入大學作嚴肅分析。文化研究自80 年代由英美傳入香港，在90 年代為人熟識，影響不少人文及社會學科，並於嶺南大學成為專門學系。文化研究學者大多有一傾向，就是不理會文化等級，凡是人心嚮往而有社會效應的，均可引入學術殿堂。科大對談之前，有批評指靚模通俗，不應入侵大學。當然李小良與同仁不會苟同。靚模現象，不單涉及情色、女體、禁忌、壓抑、成長、性感消費，甚至是新一代的價值與機遇。靚模這個標籤可能曇花一現，但上述的引伸問題卻是時代問題。所以靚模研究與《紅樓夢》之類的文學研究，同樣有深厚的學術價值。

意願雖好加深雅俗鴻溝

我相信李小良的良好意願是要打破雅俗屏障，但可惜客觀效果是加深了雅俗的虛偽鴻溝。我從有線電視的報道，知道周秀娜為尊重教授與大學生，選了得體的衣飾，預先讀了些辯論口才的工具書。外人看來這可能是「臨急抱錯佛」，但從有線的訪問可見，周秀娜心目中，走入大學是高攀。她是認真面對。最後不知如何回答教授的問題，竟說了一句「後悔不好好讀書」，再一次肯定「唯有讀書高」的民間信念。但不要忘記，她成功出位，正正不是靠學歷打出名堂。看見她屈從於大學這個高級牌匾，然後傳媒踩之而後快，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周秀娜那一句「好深啊」，我覺得她是學術語言的受害者。李小良一番善意，只是無心之失。他的用語，如「moments」、「愉悅」等，就算問一個大學三年級的高材生，她也可能「O 晒嘴」。而正因為文化研究那一套術語，加於靚模身上，語言不單沒有透視現象的能力， 「救佢反而害佢」，讓李小良做一個高深的學者，周秀娜做一個無腦無學歷的靚妹，然後被周刊借題發揮，強化學術與民間的雅俗界線。

李小良所套用的術語，例如evasive pleasure、主體自覺、emotional moments、奇觀社會等等，文化研究學者大都熟識。不怕對同仁坦白，我是愈來愈懷疑文化研究的複雜術語。起初我還是前一句「快感」，後一句「欲望」的，用得起勁，自覺愉悅。但這多年來我是虛心自問，這些說法，是否實有所指？是否比通俗語言更有效？個人覺得，自己那套文化研究，有時真係「淺入深出」。所謂intensively emotional moments，所謂pleasure，在這種與靚模對話溝通的情景，意之所指，似乎就是「好爆」、「好型」、「好High」，「覺得自己幾OK」、「自信返晒黎」；這些不也是周秀娜同代人的顯淺說法嗎！

在學術會議，大家分享抽象的共同語言而作理論推敲，那是自然又有必要的學術對話。但我發現自己跳進術語的世界中，自以為是介入日常生活，卻是迷失與迷信，更覺遠離生活。人文學術只要能透視文化，術語艱深又何妨。但今次科大對談的用語，其實並不高深，只是錯用。被訪者在不知情下，被慣常不用的「古怪」言詞詰問， 「被考起」實屬必然。這是溝通、傳意、訪談的失誤。再進一步，「愉悅」是否實有指， 而非文字遊戲，那就要看文化研究者重視人生世相，還是在學術迷宮自娛。

這裏可補充一則文化研究的真實笑話。90 年代中期，物理學教授Sokal，投稿著名的文化研究學刊《Social Text》，發表了一篇「廢噏」論文，說什麼「概念革命，已深化了一個未來的後現代和解放科學的涵意……」總之把最流行的學術潮語「抄埋一碟」，而惡搞論文竟被刊登。他又在另一本期刊《Lingua Franca》自我踢爆， 寫了一篇〈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旨在說明文化研究一見學術潮語就興奮莫名，不理是否呼應現實，就視之為學術珍品。這個「文化研究實驗」，震撼美國學術界， 史稱「索卡惡作劇」（Sokal's Hoax）。文化研究被整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索卡有心玩野，避無可避。文化研究不少精闢概念，能讓人超越常識，揭開現象背後的關係，不應被索卡一筆勾銷。

但按照我只有三數年與文化研究的「戀情」， 也感受到文化研究對於「淺入深出」的術語特別熱情；那些對術語的愉悅，有甚於對現實人心所向的追尋。周秀娜喜歡「爆」，追求自我，改造身材，自知三點不露同時售賣性感與性幻想有其市場，而她背後的經理人深明此道，配合周小姐自信、有堅持，而且EQ 高，不怕傳媒醜化，最終成名圖利。這個靚模故事，以及背後情色、女體、禁忌、壓抑的問題，真要耐心梳理；概念能否說明問題，才最重要。

李周對談不少概念錯配

今次對談，有不少概念錯配之處。

英式文化研究對精英與低下階層之間的抗衡理論，按照我有限的理解，並不適用於香港靚模。香港的精英，價值觀與文化品味其實十分市井。香港精英以前大都是移民。周秀娜不算是草根，批判她的傳媒也不是貴族。此外，John Fiske 的evasive pleasure 更難套於周秀娜頭上。我不覺得她是逃避主流並在抗衡中得到快樂（或愉悅）。她是在香港這個殘酷的消費社會之中尋找掙錢謀生的空間。

這幾年，我幾乎放棄了文化研究。但上月同事訪問美國文化研究開山祖師Lawrence Grossberg，令我重新對文化研究心生敬意。目前文化研究已逐漸普及，甚至已成為獨立的學系。這可說是文化研究的成功之處，但也可視為文化研究的獨特性已逐漸模糊。在文化研究開花結果又變得性格模糊的今天， Lawrence Grossberg 回顧文化研究的歷史，重申文化研究的精粹， 是一種面向當下的「激進處境主義」。激進處境主義是以具體處境作為第一優先。其激進之處，在於質疑一切現有理論、意識形態、建制權力對現況的詮釋；努力進入處境具體特性，並作富想像力的推敲。

Grossberg 說， 處境在變、各地不同、時代不斷變遷，文化研究學者因此不能慵懶，對每一種新處境的研究都是一種新的介入。上世紀下半葉在英美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成果，只能參照而不能硬套在今天；各地文化有其獨特性，在普遍的通則之下各有表述。Grossberg 在電話對話之中，對華人文化研究學者說：請你們放棄英美那些精英與民間抗衡的概念，從你自己社會出發，認真對待身處的十字路口，這就是文化研究。

身處的情景最重要

我想，文化研究當初吸引我之處，就是這種「激進的處境主義」：經典可參考、理論可參考、術語可借用，但最重要的是你身處的情景。Grossberg 回到基本，把我從文化研究的懷疑與失望之中稍為挽回過來。

說得遠了。我只想說，Grossberg 的提醒值得香港文化研究者反思：不少學術理論都是求普遍通則，文化研究是義無反顧的追尋當下處境的特殊性格，努力貼近現場，站在十字路口，猶豫、思考、追問。

上文的自問自答，有何粗淺曲解之處，希望學者同道指證。共勉之。

自年初轉任新職以來，諸事繁雜。新職接手後不久即發現長久以來積累的問題不輕，然而個人仍覺有把握能扭轉劣勢，於是要做和想做的事情很多，整個人大部份的心力智力以至精神時間都投放於工作上，每日回到家中連報紙也不想看(堆在床頭未看的舊報紙已成小山)，更花精神的讀書自然就更提不起勁。六四前夕買下的封從德《六四日記 — 廣場上的共和國》仍然只是翻了數頁，連新買的CD也原封不動的放在架上(以至最近發覺購入了兩枚完全相同的SACD……)，積累的情狀就有如剛接手新職時公務積累的情狀一樣…

然而最近龍應台於共和國六十年出版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令我手不釋卷的讀著(不過買下兩周仍然只能讀完大半)。個人而言，其實並不喜歡龍應台這個人：龍自台北文化局長退職來港以後，以文化指導者的姿態對香港不少物事發表了不少頗高傲但缺乏理解的批評。雖然我理解龍的說話對象其實從來都不是港人(最佳的比擬自是她那本跟在德國的兒子談香港事情的家書《親愛的安德烈》)，但理解歸理解、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龍這等「抽水」(佔便宜)行徑自然是覺得滿不是味兒。話雖如此，龍這本寫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雖然無論題材寫作手法還有出版時機等等都明顯充滿計算、野心甚大，然而不能否認龍確實寫得得非常好看。龍非常聰明的選取了戰爭中、「殺趙卒四十萬」的四十萬人，逐個逐個從個人(而非整體)的角度重述那一場場國人相殘的內戰。一旦原本只是一堆數字的「四十萬人」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再加上龍寫這類感性文字非同小可的功力，那種「大江大海」的感染力，自是震撼非常。

下引梁文道談《大》的兩篇專欄文字。誠意向大家推薦：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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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假如他道歉〉、〈芻狗的社群〉
蘋果日報 2009.10.4 & 11

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圍城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你該叫他們做甚麼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來說，「犧牲」是個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國民黨飄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國民黨去台灣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灣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灣被人喝，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為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灣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裏的戰犯。對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灣人，你又該說甚麼才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之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甚麼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素樸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灣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是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種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成（人之為人的）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