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後我們都想到海邊，中環太擠，還是朝東邊去好。或許是剛才喝的酒， 行不多久，她開始呼出圈圈微醺的霧氣。

她突然想回到以前的地方。在這個沒有計程車的晚上，我們乘了趟電車直到彎角的盡頭，再轉乘小巴上山。在小巴上到山中央，她揮手叫停。我們下了車，夜裡，除了昏黃的路燈，甚麼也看不清。我們從一盞路燈行到另一盞路燈，然後，她哭了。

回程，我們轉乘巴士。壹號巴士總站，還是照舊班次疏落。她雙頰猶帶淚痕，飲泣的抽搐，卻早已累得停下了。我們聊了不少舊話，還有很多不著邊際的事兒。終於，車來了。我跟她說：「車來了。」 她好像還不大想走，還想跟我繼續聊下去。然而，後邊的人不斷催促。終於，她舉足跨過星際下的隙罅，從古老的壹號巴士總站，踏進密封的冷氣車廂。

壹號巴士的二樓並沒有人，路訊通的雜音也不太吵。我和她，在藍塘道上開始滑坡。很快便到山下了，很快便看不見海了。她突然，牽著我手，對我說：「我們，以後也不要再來吧。」

劉偉霖 〈噪音常伴你左右〉 
信報  201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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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西洋菜街的行人專用區逐漸變成賣唱專用區，人人開著揚聲器鬥大聲，有人津津有味，但對筆者來說只是煩擾：不過是以卡拉OK的水平翻唱流行曲罷了。多得一些文化人護航，說「外國」的街頭音樂家備受尊重，港人亦應如是觀。

不知「外國」即是哪裏，只知柏林人眼中，街頭音樂家與乞丐相若，肯打賞零錢的寥寥可數，在遊客區賣藝反而較易搵食。況且，港式賣唱以強力擴音器輔助，把公眾地方當成自己主場，只有愚昧的文化人才會當成普世價值。

在耳筒還未普及的1959 年，波蘭作曲家Lutoslawski 談過收音機的禍害，就是收音機一開，便剝奪了別人不聽音樂的自由。不想看、吃、碰，可以閉眼、掩口、縮手，但即使塞住耳朵，聲波仍能穿過頭骨進入耳道。你太敏感了吧？Lutoslaw ski回答：「要是我對聲音不敏感，就不會當作曲家了。」飽受噪音之苦的作曲家不只他一個，梅湘在巴黎的公寓，自己的單位做了隔音都不夠，還是聽到隔壁的收音機，幸好他賺到錢，買下相鄰以及樓上樓下的單位。在暑假作曲的馬勒，更要深入叢林搭建小屋用來作曲。雖說失聰是音樂家的死刑，但羡慕貝多芬的作曲家其實不少。

香港人對噪音的定義，離不開「高分貝」及「刺耳」，例如飛機聲或打樁聲，但對分貝未超標的雜音，卻愈趨麻木。香港人多車多高樓多，一如熱島效應，噪音都困在街裏。常說香港人外遊時高聲談話，甚為失禮，論者多數舉出民族素質批評，但香港的嘈雜環境才是主因。不用出國也可體會，在人多的酒樓飲茶，要高聲才能交談。就算耳朵不察覺，喉嚨也會很快乾。另一方面，嫌家裏太靜，即使不看也要打開電視的港人為數不少。習慣了嘈吵，反而受不了寧靜，也是二十年前的移民潮中，很多回流港人的心聲。

踏足過不少國家聽音樂，發覺香港觀眾與歐美日的最大差異，並非傳說中的「外國人不會拍錯手」（在柏林、琉森及阿姆斯特丹都親歷過拍錯手），而是香港觀眾發出較多聲響。說的並非極度滋擾的電話鈴聲或膠袋聲，而是細微但身邊人一定聽得到的雜音，例如翻閱場刊的紙聲、耳語的嗡嗡聲，及女士打開手袋找東西的聲浪。

在文化中心聽音樂時，不時見到帶位員走到觀眾身旁，做出「踩殊」的手勢。

被「殊」的人往往一臉愕然，錯愕的表情除了說「耳語也不行嗎」，亦是「你竟然聽得到」。音樂廳如此寧靜，即使聽不到談話內容，耳語的嗡嗡聲隔幾行都聽得到。耳語、揭書、翻手袋的人不是有心騷擾別人，因為這些行為在音樂廳外，亦即煩囂的香港，屬於沒有聲響的動作，因為都被更大的噪音或環境雜音蓋過了。開玩笑地說，到音樂廳除了聽音樂，也是為了逃離噪音及「聆聽」寂靜。

在音樂會交談或大聲揭書的人，通常對古典音樂沒多大興趣，但香港的吵環境又會否影響樂迷？今年藝術節訪港的兩隊樂團，輿論都是褒BRSO（巴伐利亞電台樂團），貶音樂廳樂團，筆者堅持後者不負「最佳樂團」之名，但還未談過BRSO。

BRSO 的音量比音樂廳樂團大得多，弦樂音量的分別最大，但BRSO的弦樂手十分用力，聲音是大但有點嘶啞，相信是壓弦壓得太大力，其他聲部的音色層次也比音樂廳樂團單調。

兩團的總指揮都是楊遜斯，但主場卻是天堂與地獄，阿姆斯特丹音樂廳不用介紹，BRSO過半音樂會在慕尼黑的Gasteig愛樂廳舉行，筆者曾到此一遊，音響比文化中心爛得多，聲音倍加渙散，樂手習慣大力拉琴不難理解。如果加入指揮或曲目的因素，較喜歡BRSO的音樂會不是問題，但如果認為BRSO比音樂廳樂團好，那人追求的只是「大聲」，不是「靚聲」。2011年藝術節也有相近情況，熱捧布業大樓樂團，冷待哈雷樂團。布業大樓樂團的銅管及敲擊甚為爆炸，令人血脈沸騰，哈雷樂團的指揮Mark Elder則懂得以不同音色去表達不同表情，不必靠大聲。離開旺角走進音樂廳，避得過噪音，卻難逃「大聲即靚聲」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