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把刀對 [成績好] 女生的貧乏想像,很難看
但這部戲這樣看的你,其實已經輸了
那天,我隨即跑到kubrick,
找不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找到了《戀戀風塵》。
原諒我仍然抱持已經過時的社會運動浪漫主義殘舊印象,我確實很難對那一張張沙發和那陣陣So房feel產生同情 (以非i-product上網聯繫倒是必要的)。如果佔領中環不只是霸位而是覺醒運動,這種波希米亞式的抗議生活要令中環人產生愧疚可謂天荒夜談。雲裡飛在下文說『示威者說他們代表大眾的百分之九十九,納稅人卻覺得他們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多數』,而我就覺得「示威者」就是「他們」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多數,而他們的無意識就是這大多數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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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裡飛〈什麼在佔領中環?〉
信報 201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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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星期不能不談談「佔領中環」,走過「佔領中環」的「營地」,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情景。
一群反對金融霸權的人集結在大銀行總部的廣場,在金融機構建築的庇護下,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只怕Wi-Fi接不上。
一班爭取廢除資本主義的年輕人,和一班理應非常支持資本主義的迷債相關人士(無論稱他們為苦主或示威者,都可能會被指有標籤之嫌,因此把他們稱為相關人士最恰當)聚首在一起,同吃同唱,一起抗議,誰在抽誰的水實在說不清。
公共空間私有化
不論你是不是攝影專家,只要你隨意到「營地」拍張照片,給作品起個名字叫「矛盾」,照片可以馬上拿去參展。要是想把作品變得寫實一點,可以把幾個現場的警察也攝入構圖內,取名稍為調整一下,叫「和平霸佔公共空間」,或者是「按兵不動的亞Sir」又如何?
我每天上班都走過「營地」,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總會放慢腳步觀察一下。第一次看到他們的時候,我跟我大學時認識的同事同行,他說:「哇,佢地簡直將個So 房搬過。」所謂So 房, 是大學給各大學生組織(Society) 一個聚集的地方,用來討論和開會,而書架、Hi-Fi、告示版、梳化通通都是So房的擺設。「營地」上的物件,大多從So 房內搬出來,一點也不出奇。不過,令我感到出奇的是抗議文化的轉變。
舊日的熱血青年要抗議,怎能不絕食,席地而坐,no frills,選出一個有魅力的領袖,是多麼理所當然的事。
今天的抗爭,現實得多,打倒資本主義是長期的工作,怎能不吃飯?於是示威者把石油氣爐搬過來,突然Jamie Oliver 上身,戶外明火煮食,倒有點中產的味道。
抗議歸抗議,今天的示威者又怎能不上網?既然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 大家當然要跟世界保持聯繫喲。好,示威者一手拿iPad, 一手拿iPhone,這些電子產品是不是資本主義下的東西並不重要,stay connected 比什麼事情都重要,網絡主義萬歲萬萬歲。
示威者說他們代表大眾的百分之九十九,納稅人卻覺得他們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多數,誰的聲音才具代表性,實在難以確定。畢竟,佔領中環的是數不盡的矛盾和說不清的利益關係。
曾經特意往尖沙咀商務找哥頓的書,找到,翻了兩翻,最後卻沒有買下,然後讀到下邊讀書好的專訪。專訪較聚焦的趣味自是意料中事,但更有趣的是問者如呼吸般自然的那些語言和前設,配上哥頓從田野實證研究所得的答案錯位,或能讓大家重拾重溫再檢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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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書好》
麥:麥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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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and walking with a pleasant compa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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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雄 〈《情迷巴黎午夜》中的美食店〉
信報 201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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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SY曾在政治經濟課上談及,真正理性的人不會去投票 (普選那種),原因是選舉結果因你一票而改變的機會微乎其微,而投票最少是要付出時間成本的。香港的遊行示威,尤其是社民連那種,純粹以個人得失的計算大概也是如此。當然,以上討論並沒有計及投票/示威的「精神」收穫,而集體行動的計算也和純個人得失的計算有別。不過無論如何,參與無償投票/示威在個人物質層面上是得不償失的「犧牲」,對每個對政治有充份了解的「理性」的人來說,是顯而易明的事。
究竟香港人是否認為香港政治「沒問題」,觀乎多場選舉的結果顯示,最少六成的投票者是投向支持政制改變的民主派。不過不認為香港政治「沒問題」,大概不能和某種提倡改變的政治手法或理念直接掛鉤,當中除了自私點的參與者個人機會成本考慮,還有社會機會成本的考慮。正如經濟學並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馬克斯的經濟學卻是挺浪漫的) ,政治學大概也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自我犧牲倒是挺浪漫的) 。有人說政治是可能的藝術,大概理性的人會在尋求如何在最低社會成本下達致理想的改變中,得到一種理型的美。我不會說現時的行動者沒有想過「問題」,正如我不會說現時主管政制的決策者 (包括本地和國內的) 沒有想過「問題」;而現時決策者不進入「問題」,究竟是一項無知,還是一項有意識的選擇,這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決策者是選擇不進入「問題」,行動者是否也應該跟隨選擇不進入「問題」?行動者選擇不進入「問題」,是否就能令決策者進入「問題」?這其實是觀察到決策者不承擔起進入「問題」的責任的現像下,最須要思考的問題。看著行動者和決策者的博弈不斷升級,希望進入「問題」的人不獨空間和位置不斷被削弱,甚至連發聲都被人恥笑,多少人因此放棄了對在低社會成本下的改變的希望,這正是這場博弈的最危險之處。八九年國內民運,港人瞓身支持,最後民運失敗,有人認為是和平路線的失敗明證,亦有著名學者認為是雙方不斷提高博弈下鴿派被激進派擠走後的雙方激進派最後攤牌的結果。香港多年來被強權殖民,只充份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面,這是否一種無可奈何、甚至已是限制下最優的策略,還是只圖安逸發達無理想無價值的行徑?由此想起最近讀完的一本講冷戰的書,書中結語提及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出乎冷戰時期的人的想像,並非敗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慘烈大戰,而是在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比拼下徹夜敗北。這,大概也是一種毫不浪漫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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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11-09-24
張彧暋〈「無問題」的香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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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日本人看香港電影,第一句學懂的廣東話是「無問題」。前陣子看到報章上頗多「反對暴力化」的聯署廣告,其中幾句說話印象較深。一位作者說他縱然不去參加示威遊行,也尊重權利民主自由,可是這不等於認同「非理性討論、暴力衝擊」,而令我感到興趣的字句,反是最後「未成年的孩子,不會懂得複雜的政治問題,因此容易被政客利用」(大意)。
「太過政治化」還是「非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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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在這裡提過,香港越來越多人對政治產生興趣,但公共政策討論的質素卻每下愈況。這究竟是因為劣幣驅逐良幣,還是純粹供求的均衡點,可以留待如呂大樂般的學者進行研究。但就個人而言,近數次徒心機捱眼瞓的經驗,令我對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興趣,甚至追蹤這些討論的興趣,也變得越來越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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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行動以外 沒有進入問題〉
明報 2011-9-19
我曾經說過,香港社會公眾議論的特色,是不喜歡進入問題。背後的原因,我相信是頗為複雜的,但其中一點,是其實我們都不敢面對那個進入問題之後的後果。要進入問題的話,便要將問題的性質搞清楚,並且對症下藥,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也就是說,決定進入問題,其實是捨易取難;相反,不進入問題的話,只要擺出一個姿勢,便已經可以說是一種回應,算是完成任務了。
不喜歡進入問題
最近在《經濟日報》(9月1日刊出)發了一篇以〈警隊濫權?先搞清楚問題性質〉為題的短文,收到一些批評。寫評論文章旨在交流,有讀者批評,對作者而言是好消息——起碼有人讀過該文,並有所回應。但今次收回來的反應卻有點特別,多少反映出當前香港社會那正在轉變中的人文面貌。
首先,原來很多讀者都只讀標題,而不讀內文。有幾位人士表示,單是看見那個題目,便讀不下去了。出現這個問題有兩種可能。一是所起的標題實在太差了,叫讀者拒絕閱讀。二是讀者期望文章所表達的觀點、立場跟他們的完全一致,否則便不打算(相信是認為沒有需要)讀下去。
關於前者,我向來有一個壞習慣,就是寫文不起題,要編輯代勞。今次編輯所起的題目沒有曲解我的意思,所以樂於接受。因此,如果有人認為一看題目便讀不下去,我也有責任。不過,在這裏想指出一點:本地報刊編輯經常有修改作者所定題目的習慣,所以,假如讀者喜歡猜測一位作者起題的用意、企圖,很多時候都會想多了(而且想像力太過豐富)。時下流行猜測,從某一些舉動去推斷一個人的人格、道德操守,這並非本人所喜歡見到的一種文化轉向,但趨勢如此,亦恐難以逆轉。
至於後者,原來有一些讀者覺得評論文章的功能,是要在他們眼中的大是大非面前,表達跟他們一致的立場,這對我來說,是頗難理解的一種期望。更重要的是,就算讀者有這樣的期望,我也看不出為何一位作者有需要跟隨或服從。且,有人提出疑問,其實並不等於彼此之間完全沒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但當然,我可以想像,站在堅定立場上的人豈能接受有人諸多疑問。一種只有肯定或否定(所以沒有必要保留討論的空間,所有言論都以立場為先,在大是大非之前清楚表態)的話語系統,以大道理之名,在某些圈子確立起來。
要求「一哥」下台?
這聯繫到我在那篇短文裏想提出的一個問題:究竟以濫權為理由要求「一哥」下台是否針對真正問題與矛盾所在的做法?對於近期有關警方在處理保安及維持公共秩序的問題上,批評甚多,但議題散亂。要聚焦問題核心,應將討論集中在主要矛盾之上──有無阻礙新聞採訪自由?有無阻礙市民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而如果警方的手法出現問題,那是因為:
(一)那個叫「一哥」的警方高層隻手遮天,瞞上騙下,使用法律上不可能容許的權力來打壓?
(二)警隊作為一個集體別有用心(例如以警力奪去特區政府的權力),越過了它的權力範圍,同樣是做出了現存法律上所不容的打壓行動?
(三)現時特區政府在處理保安及維持公共秩序的安排根本並不符合香港市民的要求和期望(例如對香港人而言,新聞採訪自由及市民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不容分寸的妥協),就算是未有違法、濫權,也不應繼續下去,必須立即進行有關改革,以保護香港作為一自由開放的社會;或
(四)其實一切事情已證明現時特區政權已徹底腐化,非立即推翻不可。
當然,我還可列出更多不同的可能性以供選擇,但暫時純粹作為討論用途,大致上亦已足夠。
我想指出的是,假如問題真的很嚴重(即上述第二至四的情),那麼叫「一哥」下台的策略,根本不能針對矛盾所在。事實上,叫人下台的做法,唯一的好處是較易鼓動群眾的情緒,不過後遺症是這樣的訴求背後有一種假設:有人下馬之後?(問題也就此而暫時有個了斷),秩序又可回復「正常」。嚴格來說,這不是要求制度上的改變;只要有人負上責任,事情便可暫時解決。說得難聽一點,這樣的動員只會令群眾找到一個消消氣的機會,而不是抓住真正的矛盾。在姿勢上、叫口號的嘴形上,貌似跟建制鬥個你死我活,實質上卻將焦點與社會矛盾聚焦在個人之上,避開了必須正視的問題。所以,當我提問:警隊濫權?意思是想提問,問題的性質不是比較要求「一哥」下台這種訴求所假設的更為嚴重嗎?警隊只是扮演執行的角色,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的後面。要行動的話,應該提出更高層次的訴求。
行動有何目的?
有人說:現在官逼民反,反就是道理。所以,行動本身最為重要。但要達到什麼目的呢?近期圍繞行動有很多討論,但基本上都只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談行動;那是各自表述,各以自己的一套重新將舊話再講一遍。似乎沒有人有興趣了解究竟行動的背後是些什麼?有何目的?而行動者亦沒有興趣解釋,只要求市民各自選擇立場。但行動是手段,要說服大眾,便必須將目的——短期的、長遠的——好好講清楚。行動的目的是要推倒一個政府官員(那便需要提升體能,加快動作)?是推翻曾蔭權政府(這應該不會很艱難,因為任期快要結束,他要下來的日子指日可待)?是推翻特區政府(那便可能涉及《基本法》及中港關係)?還是更高的理想,如作為推翻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一步(這將會改變人類歷史)?現在,我們不是沒有討論行動,反而是沒有討論行動以外的事情。簡而言之,是沒有進入問題。沒有明確目標的行動而要求廣大民眾熱烈支持,這恐怕頗有難度。
啦啦隊式的打氣
必須說明,以上所寫並非要回應一些在網上對我的意見的批評與指摘。批評者作為true believers,以追求真理和理想為己任,沒有什麼理由要接受異見。他們的特點是勇往直前,見佛弒佛。在這個問題上,我只會要求他們貫徹始終,承擔後果。若能如此,頂天立地。由於彼此不是同路人,他們當然會覺得我這類沒有投入行動,而又諸多說話的人很無聊。而在我眼中,不能將目的表白,經常享受自己覺得很激動的行動者難以理解。這篇短文的對象,不是那些true believers,而是針對那些在true believers旁邊叫好的人。理論上他們應該幫助開拓更廣的群眾支持,而不只是當個啦啦隊。啦啦隊式的打氣不會真的開放空間,探討另類的可能性;在這個論述系統裏,有的只是同仇敵愾,要求意見一致(即是統一思想),將可以容忍的議論空間,收得更窄。
Jane Eyre is my first Penguin classic. I still remember the price I paid for: £1.99 -- it's in Sterling because I bought it during a very boring English summer camp, from a UK roadside bookstand containing only special priced books. Those were the innocent days, which the alternative to boredom is books. No iPhone, no iPad, not even a PC at home. Grew up in a traditional Anglican school in HK, the movie reminds me what then English meant to me: cold and reserved, and unless you really seek you'd never know the humane warmth beneath. Though long forgotten, it is still the English's impression to me, and with nostalgia it's not exactly bad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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